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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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有人把持“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当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同，把它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卫指令性计划，两条战线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这是１９８３年中国保守派的攻防战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还占主地位。然而，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当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果，使得改革踟蹰不前。
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还不十分明确。有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提出来。（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在这里，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靠国家计委来组织国民经济是不行的。靠什么组织国民经济呢？鲍彤回忆说：１９８７年或１９８８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赵紫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胡耀邦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向本书作者谈起１９８６年的一件事：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为中宣部长－－本书作者注），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经济改革上的争论，背后是政治上的较量。但是，经济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旦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想走回头路是很难的。
到８０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从而发起“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赵紫阳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他一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在１９９２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题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它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１９８６年６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中共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日《世界经济报》）。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能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息。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经济纵横》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是江泽民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清、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