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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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１４个开放城市。
1987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１９８７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３２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的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在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在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1989年8月11日，邓力群在山东烟台说：“现在，确实现出了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人办事、帮外国人讲话的中国人。其中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确实是新时代的洋奴。”邓力群认为，这样一些人是赵紫阳的社会基础，赵紫阳是这个社会基础的代理人。邓力群还透露，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812页）
然而，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的忧虑无法阻档经济运行的力量。在今日的世界，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种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少。１９４７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ＷＴＯ。
１９８６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ＷＴＯ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的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着，名曰《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WTO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ＷＴＯ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被击毁在跑道上。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的。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ＷＴＯ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ＷＴＯ的条件。进入十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ＷＴＯ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４。７％，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３４。７％。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３２０万辆，比上一年增长８６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第三章较量――严峻的１９８３年
第1节“缓改革”批《苦恋》
１９８０年，不仅农村经济改革迈开了大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８月３０日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讲话中还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揭露后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兴无灭资”的口号，认为“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第327－338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此时，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光明日报》连续三天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肖灼基《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抵制。他们以波兰事件为藉口，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1980年７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西方逼债，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