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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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拨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二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的是，胡乔木不让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他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说没有听到这句话。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说：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的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把马克思主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
从邓力群这段话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4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但是，这场斗争还没有完。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1983年4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扞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骧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童话太多了，六十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页－88页）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都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文艺界混乱比之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