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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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着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６天以后的１２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８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１９８４年１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１月２６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５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２８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２８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２９７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１９８７年１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3节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这个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６０００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放，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分子上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２００４年６、７月间，我两次访问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给我他写的一本书：《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３０４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１９８１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的左。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１９９５年赵对本书作者说“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２０多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
　　”“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为主”的方针。胡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党中央主席，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选举。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１９８３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