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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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闫锡山的秘书。（１９８９年“六四”后傅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
《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１９８９年８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985年12月19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秦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物上收集到反自由化的材料。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的一种等级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一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学界应当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经济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胡乔木送给胡耀邦、赵紫旧，附信说“值得看看”。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刮起来。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宝剑，开始对新华社做出回应。
3月22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衣补加乃）、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衣补加乃）、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经济报导》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帮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传传部长。2004年３月３０日，朱厚泽在他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１１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4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要讨论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就开始考虑起草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大文件很难，只能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就会打开新的局。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社，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