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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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4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8年以后，即１９９５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了。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４月６日到１２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０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１００多个人。传说会上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四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风。当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下出差的事，５月１３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自由化帮了大忙？”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了“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批评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资产阶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的看法，批评了“有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倾向，然后说：“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赵紫阳的５。１３讲话，使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左派对这个讲话十分不满。直到赵紫阳下台以后，他们才出了这口气。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一篇批判赵紫阳的文章写道：“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５１３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载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大大缩小。
赵紫阳1996年向本书作者介绍了1987年春夏的形势。他说：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那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按他们那种搞法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余地。……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纪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跟小平彻底谈了一次。小平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听了我的谈话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反自由化的刹车，为“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又调整了天平的珐码，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气氛中召开。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六人小组”由薄一波领头。开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个人组成：赵紫阳、李鹏、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和田纪云是邓小平提名的，他提这两个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人小组”在征求意见时，老人们对万里和田纪云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只好作罢，常委只好由五人组成。田纪云２００４年６月的一次饭桌上说（本书作者在座），在定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时，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中央委员投票，票数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邓小平也没有坚持。赵紫阳也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这个设想也没有实现。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1987年３月１９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告七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初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后来，老百姓也看到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后来，又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8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这比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上述政治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不参加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坚持要求邓进常委。他的意见邓没有采纳。赵紫阳为什么坚持邓进常委呢？他向本书作者解释说，这有两点理由，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小平本人向赵表示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