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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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它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如：“我们是反党吗？”“不是！”“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不是！”“我们是搞阴谋吗？”“不是！”“我们是一小撮吗？”“不是！”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道道地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伍还在六部口受阻。
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
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４。２６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１０万人，他们来自３８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３８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２００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４。２７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４。２６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４。２６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４。２７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４。２６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４。２６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１９９５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扞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