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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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的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周总理，在哪里？
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快把儿子领回家，再给三个大嘴巴：叭，叭，叭！
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传说李鹏是周的养子。“邓妈妈，少讲话”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很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把目标集中在李鹏身上，希望李鹏下台。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戒严的决策不是李鹏个人做出的。邓小平不会让李鹏下台。如果真让李鹏下台，又有人要说邓小平“舍车保帅”。邓小平知道，李鹏下台以后，反政府的力量会得寸进尺。
５月２４日星期三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五天，军队仍未进城。
昨天下午的一场大雨之后，天气显得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样过夜？我到广场转了一个多小时。
在纪念碑南面的二层台阶上，有一个小小的物资站（即群众救助学生的物资存放棚）。不少学生，瑟索地排队领取衣服，人人都得到了满足。我问发衣服的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衣服？”他说：“都是市民送的，晚饭后两三小时内就送来了两、三万件衣服还有毯子和棉被。”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几乎全是外地学生。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在广场上设有营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简易的帐棚以避风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纪念碑上以外，还送到各个帐棚。一对中年夫妇用塑料袋装了五件衣服送进西安一所大学的帐棚里。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我说：“我到一个居民楼里求援。一下子就送来了大量衣物。装了两汽车。小孩子也送来了煮熟的鸡蛋。”雨后学生被淋湿了。居民送来了糖姜水和热稀饭。有的还送来了酒，为学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鸡蛋、送黄瓜、送饮料……，送什么的都有。在挂有“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一群学生在高兴地吃着热稀饭。
但是，学生还是够艰苦的。在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学生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他们的长裤被雨淋湿了）。我叫他们到纪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在天安门前横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贵的。也有人从另外一个立场提出忧虑：这宝贵的热情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非常复杂，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十分焦急。游行队伍中有“召开人大紧急会义罢免李鹏”的口号。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300余人”的《紧急呼吁人大常委提出弹劾李鹏案》中写道：“鉴于目前的局势，只有李鹏下台，才足以平民愤、拯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人大常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弹劾李鹏，以解国忧。”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思源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在万润南的支持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绩伟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以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绩伟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1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不久，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５月２５日星期四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六天。戒严令还没有执行。听说军队退到城郊安营扎寨去了。
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宣布北京动乱没有平息，需要军队维持秩序。但新闻媒介一直宣传北京市秩序逐渐好转。《人民日报》今天报道，近来北京交通事故明显减少。《人民日报》另一报道说，自五月以来，治安的发案数没有明显变化。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实行戒严。
从人们的体验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近连小偷也少了。
今天游行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口号除了要求李鹏下台以外，还有求万里回国，并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
据今天报道，截止５月２４日晚６时，全市３２所医院救治绝食学生共９１５８人次，留院观察８２０５人次。
５月１３－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到他家里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如何对待学生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５月２４日，他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要坚决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这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调子差不多。所以，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在他出国期间，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呼声很高。5月２１日，赵紫阳发电报让他提前回来，希望能增加一个支持者。李鹏等发电报让他继续到美国访问，以免力量对比的天平倾斜。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２４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间的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紫阳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个简短申明），调子和李鹏５月１９日讲话的一样。５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到机场接他的有丁关根和万里的四儿子以及上海市的领导人江泽民、朱熔基等人。中央不让他回北京，报导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他对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调子没有改，直到５月２７日才发表“书面谈话”。５月３１日，经中央允许，万里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申明。
５月２６日星期五昨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人们理解是政府的决心已定。最近两天学生也有点疲，原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也打起扑克来了。今天有些学生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准备一走了之。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学生。
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近日离京２万，来京不足２００人。
今天南开大学教师常修泽来我这里聊天。他是从天津专程来接学生回校的。他说：“南开的学生已经很少了，我不来接他们也要回去。”看来，现在是解决学潮问题的一个好时机。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不必动用军队。
这两天办公室聊天的中心话题中中央的人事变动。有各种猜测。有的说赵紫阳胡启立等要下台。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陈云看到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后，第二天就从杭州赶回北京。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