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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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陈云打电话让在上海住医院的邓力群立即回到北京。5月31日，邓力群回到了北京。（《邓力群自术――十二个春秋》）
５月２７日星期六今天传达了李鹏、杨尚昆、石、姚依林、在５月２２日的讲话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４。２６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和４。２６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这样，群众就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５月３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
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
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打倒小平。
我５月１９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５月１９日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杨尚昆说：游行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就觉得性质变了。
小平讲话和４。２６社论是电报发给紫阳的，他从朝鲜回电报说完全同意。但他一回来就说社论不对。
５月３日他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李鹏、石、依林、锡铭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他不接受。
他在亚行讲话后小平知道情况不好，就与陈云、先念、彭真商量，后来在小平那里开了个会。紫阳也到了，我是列席者之一。小平对紫阳说：“你在五四那天亚行会上的讲话是转折，从那时起，就闹得更凶了。”小平提出问题：“退，还是不退？退，退到哪里？
”我当时说：“这是最后一道堤，再退就垮了。”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
今天只讨论退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意少数服从多数，还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但是，晚上８点钟开常委会，布置戒严。紫阳说：“我的任务今晚结束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执行。我辞职。”大家说，你不能再说辞职了。我说：“你这个态度不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手。”他说身体不好。后来他给小平、给常委写信，说他不能执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他：你有五个不好交待：怎样向人民交待？怎样向全党交待？怎样向中央委员会交待？怎样向政治局交待？怎样向常委交待？。他表示辞职信不写了，但仍有保留意见，说实在执行不了。他要我给小平捎信，说“4。26”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话我不能捎。他说他有病，头晕。他的确有病，医生说他有心臓病。
彭真、陈云、先念、王震、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那里去解决。那一天，小平找彭真、陈云、先念、王震和我，常委几位、军委几位开会。赵紫阳请假。会上，陈云、彭真、陈云说：太不像话了！他们说，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一致，事情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决定戒严以后，军队来得匆忙些。原定21日开始戒严，后来提前一天，从20日开始。
体改所、农研中心、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把紫阳的讲话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阳的五点意见），但是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意见。不对，我们也同意用法制来解决问题。先念说，现在有两个司令部，究竟由哪个司令部指挥，现在不揭开不好办。
关于改革的失误，紫阳不承认多年有失误，只承认最近一年有失误。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担了责任。
石说：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了。５月１９日早晨赵要自己单独去见学生，李鹏只好赶紧跟在后面。
以上记录的只是大概意思。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问题是４。２６社论。
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做出还是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１９８７年他们通过这种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
五月底、六月初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广场上的人不多了。外地学生走的多，来的少。不少学校局部复课。浙江、河北、湖北、山东、黑龙江、四川、安徽、陕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复课。学生已经有点疲倦了。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无限期罢课毕竟不是学生的意愿。可惜，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没有采取强制但不流血的手段使学潮平息。这时，一些激进分子怕学潮冷了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新的“热点”。
５月３０日星期几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今天去看，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主之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赞助的一百多个帐棚。
“民主之神”像高１０米左右。在广场的中轴线上，处在天安门城楼和纪念碑之间。头部有点像刘胡兰：园脸，向后飘的短发，面目坚毅，双手高擎火炬。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２０多名师生制作的。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政府的广里不停地念着署名“国家机关某委设计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一封信：“强烈要求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一无法无天、强奸民意的行径。”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之神”。
但是，今天来看民主之神像的人很多。广场北部挤满了人。长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之神周围，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侧，２００多个小帐棚覆盖了一大片场地。每个帐棚里可以躺３－４个人。这是香港赞助的第一批。据说还有更多的陆续要送来。
在公安部门前有一个横联：“秘密抓人面目毕露－－首都工人自治会”。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一铅印传单说，今天凌晨一点多钟，在北京饭店附近，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停在一骑自行车人面前。吉普车上跳下两名警察把骑车人扭上了吉普车。骑车人迅速丢下两个笔记本，本上写有沈银汉的名字，记录着筹集经费２００元。拾本人把本送到纪念碑前。
经首都工人自治会查询，沈银汉是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到他家里打听，昨晚没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会到处宣传：我们是根据宪法“结社自由”组成的群众组织，为什么秘密绑架人？首都学生自治会也此事贴出了抗议传单。
据说，市民摩托车队有１１人被抓走了。最近几天晚上再没有摩托车队四处飞驰了。
５月３１日星期三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的广场的栏杆上新立了一幅大标语：“中华脊宁折不弯――一批有正义感的官兵”军人也站到学生一边了。
为什么调几十万大军进北京？这是近来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有人说是为了维持首都秩序，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看法；有人说为了镇压学生运动，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人，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要几十万大军？也有人说是为了对付原有的北京驻军和在京的军内反对派；最近又有新说法：调兵进京，你调我也调，你进我也进，形成了你包围我，我包围你，成了夹馅花卷。
人们猜测，军队内部不一致。担心打内战。
６月１日星期四今天凌晨一点钟，一千多名大学生打着上百面红旗，擂着大鼓，到新华社南门后又从西门进到院里。他们高喊“新闻自由”、“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反对军管，取消戒严”等口号。戒严部队没有出来制止。学生们闹腾了２０分钟后就撤走了。
首都工人自治会有三个人被抓：沈银汉，白东平，钱玉民。据说这个组织有３０００多名会员。学生们为此到公安局静坐抗议。
据说学生提出了四点对话建议：取消戒严；撤走军队；不对学生秋后算账；新闻自由。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学生原计划征集１０００－５０００人的自愿绝食。目前只有３００多人报名。
今天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１）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２）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３）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４）加强舆论导向；５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１２６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昨天五人宣传小组成员王忍之（戒严期间五人宣传小组的成员是：袁木、王忍之、曾建徽、何东昌、李志坚）召集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新华社穆青参加。王忍之说，最近几天，各报还是贯彻中央政策的，但参差不齐，从版面看，差异很大。王忍之要求，一、要增加工、农及普通群众要求稳定局势的报道；二、强调恢复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形象；三、军民关系；四、根据李鹏讲话的精神，写一些评论。
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
今天晚饭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到除了香港的２００多座帐棚外，在纪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几十座大帐棚，一排一排地，比较整齐。似乎有长期安营扎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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