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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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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饭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到除了香港的200多座帐棚外,在纪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几十座大帐棚,一排一排地,比较整齐。似乎有长期安营扎寨之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少年儿童到广场和大学生联欢。在民主之神像下面,一名少先队员向长期坚持在广场上的一名大学生献红领巾。这位小学生说:“能和大哥哥、大姐姐在天安门广场过儿童节,感到很幸运。特向们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
  ”她说完后,很多围观者鼓掌。
  广场西北角搭起了一个帆布帐棚。这是“首都工人自治会”。我问坐在帐棚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人:“抓去的三个人放出来了没有?”他说:“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昨天下午五点钟。”我又问:“你不怕坐牢?”他说:“既然干上了,怕也没有用。”听采访中南海的记者说,昨天下午江泽民来到北京,就住在中南海里。有人猜测,可能邓小平要重用他。但从迹象看,也不像,他还一个人到食堂吃饭,没有人前呼后拥。
  早在5月20日,元老们就内定江泽民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6月2日星期五天安门广场近一个时期有三个广站。一是代表政府的大型扩音器,音量大,音色浑厚。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广《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信》、《几位居民的信》,批评民主之神像及劝学生离开广场。另一个是纪念碑前的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站。今天广的是吾尔开希的演说。掌声不少。另一个广站在广场西北角,是“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今天广的是38军徐军长拒绝执行进军北京的命令以及被解职的经过。吸引了很多听众。
  前两天广场上人有逐渐减少之势,今天又多起来了,约有20多万人。今天有两件新事。
  一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等四名知识分子开始在纪念碑前绝食。纪念碑前增加了“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的巨幅横标。吾尔开希今天的演说就是以这幅横标为题。侯德健说是代表香港100多名影视名星绝食的。穿的背心上有这些人的签名。他们四人发表了《六二绝食声明》,宣布绝食72小时。侯德健只绝食24小时。
  二是今天清华、北大等大学举行了十分幽默的游行。这次游行是针对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的。传说政府给游行的农民发奖金10元。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戒严期间奉命游行每人十元拥护李鹏大戒严带来大安定大游行促进大戒严每人块良心去喂狗拥护李鹏独裁万岁坚持倒退反对前进支持腐败拥护镇压反腐败有罪反官倒有罪要自由有罪消灭民主反对自由拥护军管要求血腥镇压学生恢复帝制垂帘听政等等一位外国人看到学生游行后说:“中国人真幽默。”
  第7节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政府没有抓住学生大量减少的时机,采用非军事方式解决危机,却下定决心将军事戒严进行到底。6月2日,驻在城外的部队奉命派出先遣队,从四面八方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地向市内的要害部门进发。化装进城的部队在西单路口等处被群众发现并发生冲突,使矛盾激化。
  《戒严一日》中记录的部队化装进城的情况:“6月2日凌晨1点10分,我们部队接到了上化装进城的命令,代号为F75行动。10点50分传达到全体战士,一个半小时以后,整个部队全面准备完毕,整装待发。健美裤、港式衫、运动衣、大裤衩、小背心,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服装都有。有的手拿羽毛球拍,有的拿着旅游图……装成各种身份的人。13点40分,调整收拢组人员乘座四辆吉普车,分别向香山、动物园、西四、北海公园等方向风驰电掣般驶去。14点20分,数百名官兵分为100多个小组,分别由干部党员带队,拉开距离,仨一堆,俩一伙,勾肩搭背,或哼小曲,或叨烟卷,或吃着零食,互相照应出了营门,很快隐入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定点调整组人员在乘车站,在转弯路口,有的拿把子,有的点着香烟,还有的喝着汽水或吃着冰棍,用眼神、手势指挥部队一组组通过。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收拢组两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面包车,穿梭般往返于部队行进路上,一趟趟将走在后面的人员往前运送。经过四小时奔袭,18点整,代号F75的官兵全部到达集结地点。为胜利完成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任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郭德华何文亭傅俊:《75在行动》,《戒严一日》,第39-41页)
  “6月2日,我师奉命进驻人民大会堂。部队全穿便装,化整为零,赤手空拳,徒步开进。晚7点半,我带着师前线指挥部进入大会堂,并马上布置调整哨,接应后续部队。3日凌晨1点,师长政委到达大会堂。但部队还有2000多人被分散拦阻在莲花池东路、广安门、宣武门大街等处。于是开始寻找、收拢部队。凌晨5点,全师还有近千名干部战士没有到位。师党委开会决定,组成10个小组,出去继续收拢被冲散的部队。上午10点,我刚返回人大会堂,师长、政委对我说,一辆运送武器弹药的车在西单路口被围。我立即带领30名战士,从大会堂西门出去解救。但由于一路聚集很多群众,大部分战士被冲散,等挤到拉武器装备的车前,我身边只剩6个侦察兵。而这时,几千人把这台车团团围住。
  3名学生站在车顶,把车内的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炊事班的菜刀、一顶钢盔和大沿帽,拿到车顶架起来,一边让外国人拍照,一边拿着手提喇叭做煽动宣传。……后来,我们与西城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在部分群众和学生协助下,把车上的武器弹药安全地转移到海军医院。”(上校参谋长王小京:《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同上书,第50-52页)
  6月3日中午,化装进城的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各方面布置停当,6月3日下午,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几乎同时接到了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命令。数十万大军从西郊,从沙河机场,从南苑机场,从河北省三河县,从通县,浩浩荡荡地向市区挺进军。《戒严一日》中记述了这些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
  38集团军少将政委王福义记录了从西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形:“6月3日下午5点钟,我们集团军几位领导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张副军长归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去军区开会,受领任务。
  “电话铃急促响起。为了争取时间,张副军长在军区受领任务后,当即通电话向我传达。军区命令以X个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向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分四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我立即将军区命令和张副军长的想法向集团军其他领导作了传达。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和司令部同志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头,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和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晚8时许,集团军指挥所的车上路。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队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举着拳头向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有的用木棍敲着车窗要和我们对话。……“不一会,‘做工作’的见说服不动我们,相继后退。接着雨点般的石头、砖块从四面八方飞来,砸得车体当当作响。大车辆玻璃被打碎。我乘坐的213车的8块玻璃碎了6块。……“在万分危急的时候,A师炮团车从右后侧上来。我令炮团组织反击,用扔过来的石块(?)回敬暴徒。军指挥车随即开到军博附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A师会合。
  “此刻,我最担心的是B师能否及时赶到。他们有4个团住在丰台西仓库,5月22日强行进点时就曾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阻拦,有116名官兵受伤流血,现在要及时赶到,沿途要经过丰台路、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等主要路口,不知要遇多少障碍。我用电话问参谋长:B师来了没有?参谋长回答还没有,不过B师已派师侦察连到五棵松路口接应了。“这时,A师基本在军博以东集结,但由于B师没有上来,侧翼暴露,人群从前后左右围上来扔石头砖块。A师防暴队英勇反击,把人群阻止在百米之外。……“9时刚过,军区首长带着指挥组赶到集团军前指位置。军区首长催着我们出发。我非常着急,B师不到突击力量总是单薄。
  “时针指向9点20分。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炮兵旅、B师已经到达先头位置的消息。我兴奋地对车上人说:‘这就好办了。’部队提前半小时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少将政委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同上书第53-58页)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说:这支军队是1928年随彭老总在平江起义,保卫井岗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在抗美援朝中获得“万岁军”的美名。可见,这支向天安门挺进的部队就是38集团军。许勤先军长抗命,不愿镇压群众,最后在政委王福义的指挥下,还是镇压群众的主力。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接着写到在复兴门立交桥、在西单路口、在新华门前如何同群众激烈冲突的情况,如何“制服了”为首分子,驱走了群众。凌晨1点30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只有7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4个小时。
  XX集团军少将军长傅秉耀记录了从东面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早些天部队向北京开进的时候,我们集团军部分由火车输送,部分摩托化开进。但没有到城区就受阻。只好驻在集结地。……“6月3日17点50分,我集团军分四路向城区开进。但担任天安门清场任务的我某师团在八王坟受阻。我另一个师的官兵在建国门遭打、分隔。……八王坟处我受阻部队已采取第二方案迂回前进。建国门桥上,张师长也迅速在那里稳住队伍固守要点。团长艾虎生已带着他的团队沿着铁路线进了北京站。他们正以十路纵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戒严一日》第98页)
  上校团长艾虎生他写的《敬礼,天安门》一文中对傅秉耀军长的《走进血与火》作了补充:“那天,我接到向天安门进军的命令,500多人乘着车出发了。行至八王坟,遇到上万人的阻截。我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我用话筒对人群喊:‘不让进,我们就撤!’接着,我跳下车机盖,对官兵说:‘各单位组织调车,我们撤。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决定采取迂回策略,改道前进。这时是1989年6月3日20时05分。……“我们很快侦察到可进天安门的三条路线,处处聚满了截车的人群,乘车开进比登天还难。我突然想起一个弃车徒步的方案。21点20分,我率团主力顺利撤到高碑店公路与铁路交叉口,准备沿铁路进北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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