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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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编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注：关于“二社论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绩伟：《论防“左”为主》，载《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４３页）
高狄是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后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在北京风波期间，《人民日报》“不听话”，发表了不少同情学生的报道。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还发了“号外”，抗议对学生的镇压。
发“号外”的编辑被送进了监狱，但有些高超的编辑举动，使当局无可奈何。例如，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的４版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标题上下呼应。一个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一个是“警犬报警荣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个标题是同情被杀学生，后一个标题是骂军警的。但看内容，前一篇是“克什克腾旗百只珍兽被害”，后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只警犬“报警”及时，避免了一场火灾。高狄到《人民日报》后，不仅对内部进行了清洗，还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唱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最高调。
与“两种改革观”的提出的同时，在党内高层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事件的影响。
“八一”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戈尔巴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搞的“公开性”，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者感兴趣，却使保守派不安。随着戈尔巴夫在改革中背离传统的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对他开始不满了，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信息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１６时５０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８月１９日６时零５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１２７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８月１９日６时２５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６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8月19日６时３４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新华社连发了三条消息：１、戈尔巴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２、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３、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消息发得很及时。整个下午，新华社很多办公室议论纷纷：“戈尔巴夫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叶利钦怎么样？”“这件事对中国改革会有影响的。”年轻人说：“中国的正统马列主义者该高兴了。”……
１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计划访苏，新华社消息的草稿也写好了。现在访问计划取消了。
中央连夜开会。第二天传达上面关于对“八一”事件宣传报道的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对中国也是好事。西方对苏联施加压力，会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要客观报道，但也要有倾向（意即倾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报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让人感到我们喜形于色。他们（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困难不少，西方制裁的考验，罢工考验，经济考验，今年过冬的考验。
２０日上午，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宣传业务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说：“苏联这次干得很漂亮，特别是舆论控制得很严。我们５。１９（指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实行戒严）就没控制好（说到这里他拍桌子：他妈的，５。１９以后《人民日报》一直和我们唱对台戏！）”。他批评中国青年报７月３１日报道苏共的一次会议，报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平静，报道说“最轰动的新闻是没有出现轰动事件”。王忍之说：“说人家很平静。平静什么？在准备干大事呢！”但是，这个“大事”没有干成功。８月１９日１１时４６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１１０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
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也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变喜剧宣告失败。
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中国高层很多人表示惋惜。有人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手太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叶利钦办掉。”戈尔巴夫复职以后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在这之后，一些苏共党的负责人受到查处。几万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间失了业，收入、看病没有着落，生活成了问题。不久，苏联解体。
苏联的剧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不引起震动。陈云阵线借“六四”镇压的余威，以苏联“八一”事件为依据，加强了对邓小平阵线的攻势。“两种改革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的潜在意思是：陈云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把“反和平演变”提到重要地位，这个作法的深层意思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等于对经济改革的全面否定。
“八一”事件以后，有人要求和苏联决裂，也有人提议发表新的“评”（注：“评”是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共中央组织人撰写的篇批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评论员文章）。当时的报纸上反复宣传，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实际上，苏联有很多和中国共同的地方，最怕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在传达中特别强调苏共几万名领导干部失业的事，意思是反“和平演变”涉及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纷纷总结苏联教训。
苏联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当时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一是戈尔巴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对群众缺乏教育。当然，经济没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不少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确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同时把改革中的很多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改革面临挑战。当时的确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邓”风。邓小平当然不会让步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８７岁生日。在北戴河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他说：中国还没有能力去管人家的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邓小平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后来，在十六个字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成为二十字方针。
第2节南国卷起“邓旋风”
由于陈云阵线的抵制，邓小平１９９１年春节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不仅没有产生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还继续倒退。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但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教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
改革派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而传统势力则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９月１６日，陈云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送上最近同李瑞环的谈话以及１９８７年同赵紫阳胡启立的谈话。（《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２８页）
苏联剧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响应。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
在此期间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弥漫着社会空间，只是把原来那种战斗旋律改为轻松的旋律。这实际是改革受阻后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尸还魂，重新祭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仅在中央党举办了省部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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