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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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子。
　　南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０３５名代表。６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十四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又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消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越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１９９３年３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先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５０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
　　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二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力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１９９８年他对３０１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张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如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用朱熔（金＋容）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金＋容）基当5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是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隐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一是大讲１３年（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１３年，他虽然１９８９年当了总书记，但１９９４年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１３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１３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再一次肯定“六四”镇压。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前三者是被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从而享受政治“香火”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政治“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中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第4节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６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在铁血的“六四”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反资产阶自由化，重提“无产阶专政的理论”，其震慑效果远远高于八十年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当然，这种“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也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这里说的“权威政治”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但还由政治权力审批各种发财机会，由政治权力扼守阶层地位的上升通道。权威政治，既不是极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权威政治就是最高领导人“说话算数”。“六四”以后邓小平说过，在第二代领导人中，他“说话算数”。第三代领导人当中，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