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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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补偿标准过低，从4月开始不断到中央、省、市、县有关部门反复上访，呈递了80多份报告和万人签名的“万言书”。但均未引起应有重视。10月27日，电站导流洞开始进水。移民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尚无解决迹象而世世代代的家园即将变成汪洋，蓄积已久的怨愤顿时燃烧。28日，在工地聚集静坐的农民估计最多达到3万人。现场出现混乱，29日晨一农民遇车祸意外死亡。有人鼓动抬尸游行，数千人包围汉源县政府，并打砸抢。县城多数商店关门，汉源四中学生罢课游行。29日下午，电站业主国家电力大渡河公司同意暂停施工，汉源县县长到工地向移民承诺暂时停工。群众情绪缓解，移民尽数散去，社会秩序恢复正常。11月2日晚，在汉源的省委工作组通知电站业主“明天上午9点复工”，当地电视台反复放雅安市政府“电站复工”的公告。农民感到被骗了。3日下午，大批农民再次聚集电站工地。4日多达万人以上。警民发生流血冲突。5日事态进一步恶化。5日晚中央工作组入川，采取得力措施，使得这一重大群体事件得到和平化解。事后，中共四川省委通过深入调查，逮捕了在此次事件中犯有贪污农民补偿款、入股淹没区经营矿山牟利、及暗中煽动农民闹事等罪行的腐败干部。
撤换了某些渎职失职官员。
除了邓全施记载的海南省和四川省的事件以外，全国其它各地都发生过很多与土地有关的群体冲突。如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事件。是因建设电厂占地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大规模冲突。2005年12月，广东省汕尾事件。也是因为电站建设没有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利益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第三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同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所以，媒体热衷炒作的、连撒切尔夫人、克林顿也抱有很大期望村民委员会的选举，80％以上是徒有形式，不能反映农民的意愿。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乡镇企业是农村的财源。乡镇企业的领导成员是乡村的肥缺，为谋得这个职位，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某人一旦任命为厂长以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把谋求职务时的“投入”收回来。第二是考虑购买小汽车，还要用乡镇企业的钱来招待和拉拢乡镇政府官员，在乡镇政府的积极活动下，乡镇企业大量从银行贷款。什么时候银行给企业的贷款花光了，企业也就差不多倒闭了。乡镇政府背上了一大笔贷款包袱，银行的利息耗尽了政府的财政，挤占了教育经费。对这其中的内幕农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敢怒不敢言。一旦矛盾激化，农民就可能采取过激的行动。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而基层政权的重要职责是“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相悖。所以，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就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在上世纪末发生了几次群体性冲突，其规模之大，行为之激，令人震惊。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
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第四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以外，有些暴富者为富不仁也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因此，在一部分底层群众中存在着“仇富”和“仇官”心理。
重庆万州“局长”打挑夫引发万人群体事件，就有“仇官”心理的作用。
2004年6月18日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中段时，肩上的扁担撞上了后行的胡权宗的妻子曾庆容。曾庆容打了余继奎一耳光，胡权宗将余继奎的扁担夺过来，朝他的脚上连续击打。由于胡自称自己是局长（实际他是万州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的普通职工），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公愤，并由此造成数百名人围观和指责，致使交通堵塞。
不久后，当地警方接报到场，但警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话后，就强行驱散周围的民众，并将“局长”夫妇送上警车。围观群众以为警方保护了“局长”，更加愤怒，大批人聚集在太白路，堵塞交通，要求政府对此事作出回应。
接着包围了区政府大楼，“交出凶手”、“严惩凶手”的叫声此起彼落。官员和警方则组成人墙，防止人群冲入，双方一度冲突。万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政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局亦马上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商场、银行等重要场所。傍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李世奎发表电视讲话，承诺当局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劝导群众离去。此时，示威者已开始推倒警车，并纵火焚烧，用砖头瓦块砸政府建筑。官员和警察开始时在上级再三指示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群众愤怒稍事平息，当局开始强制清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强行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对极少数趁机搞打、砸、抢烧的违法分子采取了果断处置措施，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05年的池州事件，既有仇官、也有仇富的心理起作用。2005年？月26日下午14时40分，安徽省池州市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一行人刘亮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亮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及时将刘亮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并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肇事者被带到派出所后，部分围观群众怀疑警察偏袒“乘轿车”的，跟随到派出所和警方对峙，人愈集愈多。闻讯赶来的市领导出面与市民对话，效果不佳。18时左右，一些好事者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18时50分，现场围观群众逾万人，有人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19时，有人又瞄准了一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警车，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指挥部派武警维持秩序，但围观群众太多，场面无法控制。19时05分，又有人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25分，派出所电源被切断，有人向室内扔放鞭炮。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20时03分，一群人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并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至23时许，现场仍聚集2000余人。
下午18时，指挥部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成立。市长谢德新等市领导紧急磋商，形成方案：加大宣传攻势，疏散不明真相的群众；鉴于池州警力严重不足，请示省公安厅调集警力紧急增援；部署调查取证工作等。21时许，副省长、市委书记何闽旭赶到池州传达王金山省长特别指示：要尽快疏散人群，严防不法分子继续作案，同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严厉打击不法分子。23时，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赶到指挥部，简短听取汇报后，指示：果断采取措施，控制局面。23时40分，700多名警力冒雨开赴现场，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几名涉嫌人员被公安部门当即抓获。（2005年06月27日16：33池州日报）
显然，“仇富”和“仇官”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富人中多数财富来源是正当的，多数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官员中有很多执政为民的好官。仇视他们是以偏概全，不利于社会和谐。但是，“仇富”和“仇官”心理的存在，部分官员腐败和部分为富不仁者存在的反映。
与官员腐败和为富不仁者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
上述种种危险点最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言论自由，让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有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权保证各阶层协调发展、并使弱势阶层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种态度是，把群体性事件看成是群众闹事，企图用警察等强制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些当政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把减少群体事件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各地方政府，作为对各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其本意是要求地方政府努力化解矛盾。但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动用军警对付群众，抓捕闹事带头人。近两年来，各地都在加强军警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层公安干部把对会群体事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局河口分局指挥中心主任荆某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基层公安机关处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前沿，既要有应对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心理准备，又要有足够的警力作为保障。要加强指挥系统建设，强化信息控制、后勤保障和应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