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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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邓要退下来胡举双手赞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实并不是这样。
　　耀邦是否说举双手赞成我不知道。因为耀邦下台之前邓没有说他退的问题。
　　１９８６年２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他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我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他说：“这个意见好。”小平没有同我谈他退不退的问题。
　　我不赞成邓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后的事。１９８７年夏天，成立７人小组，负责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这次小平讲，十三大他不做常委（军委主席还做）。当时我不赞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说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何况在很多老同志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量太轻。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内面管事。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六四”就有人说“垂廉听政”。
　　（杨问：为什么小平从一开始不自己担任党的主席？）这一点我说不清，只能是猜测。大概是考虑舆论吧。一开始叫华国锋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样，华在粉碎“四人帮”时还是立了功的。胡不愿接党的主席。胡说，华在台上并不妨碍我嘛！邓不接受胡的意见。陈云坚决要华下来。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１９８６年还有这么一个情况。胡访问欧洲时，多次向记者讲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问题。我外出访问时一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总书记回避不了。是否有人从这里觉察出我们对邓下台态度不一致？
　　胡下台不是讲邓退下来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么狭窄，他还是伟大的嘛。他对胡很了解，只是认为胡不够持重。
　　关于对学潮的态度问题。在１９８６年闹学潮时，１２月３０日，邓找我们（还有何东昌等）开了一个会，讲了一篇很严厉的话。说这次学潮是长期对自由化放纵的结果。还说，我讲过多次的王若望等人的问题为什么不处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１９８６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
　　我没有批评胡耀反自由化不力。１９８６年学潮是我和耀邦、启立三个人一处理的，没有分歧。所以，学潮问题我不会批评耀邦。
　　关于１９８３年陈云联我倒胡的问题。
　　说1983年陈云倒胡没成功，说有三次常委扩大会在经济问题我批评耀邦。事实是，有一次常委听财经小组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经济指标不搞那么高，定低一点，让下面超额完成，比高指标好处多”。这是我安排汇报给小平听的。小平说指标定得太低。这次汇报是对小平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计委的姚依林和宋平汇报。小平主持。我插话：前几年我们带有还帐的性质，所以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会上没有争论。就在这个时侯，陈云拿出讲稿，针对胡耀邦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１０条（也可能是７条）批评意见。如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陈云就说：“财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还有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谈过看法，陈云对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陈云批评时，耀邦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承认。看来陈云是憋了一肚子气，一吐为快。小平不愿意在这个场合下批评耀邦，也不愿意争论。他没有思想准备，不太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在改革的问题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他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我制止了。我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和耀邦在经济发展中的分歧在陈云批评他之前，在邓那里谈了一次话，说清楚了。我主张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张提前翻番。这是我们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我说耀邦这些讲话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胡木认为耀邦在１９８３年那个全面改革的讲话全文没有四个坚持。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陈云批评耀邦之后，胡木说：“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小平说：“你们商量一下吧。”我们定下来开一次会商量一下。事后我在书记处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过了两天，胡启立到我那里去说：“邓力群在新华社的一个会上把陈云批耀邦的话捅出去了。”我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会还没有开怎么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之后我去天津。家里来电话说：“各省打招呼会不开了。这是小平定的。”我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告诉我：“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我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我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也不懂。我也不认为乔木和邓力群（指当时邓力群）有非分之想。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的讲话憋了一肚子气。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我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就在陈云批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
　　陈云的确有一肚子气。我劝耀邦到陈云那里去谈一谈，他答应了，但没有去。
　　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小平为什么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国外也是乱猜测。小平对耀邦态度改变，有人说是受陈云的压力，有人说是受到挑拨。挑拨是有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力群不断打报告。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经济工作中的乱讲话，邓并不看重。邓了解他，他们的关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邓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来搞，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越来越失望。１９８１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中间邓让启立和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
　　第一次是让启立传的话：“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邓提出来的。反精神污染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
　　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
　　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的空气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气很大。作协选举，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的人全部落选。这样一来，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老同志对他们当然有意见。
　　１９８５年，小平让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
　　”“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我对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他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我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陆铿１９８５年和耀邦谈话我不知道。就在１９８５年７月，邓要石传话时，石、启立对我说：“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太不像样。陆把他说成开明派，挑拨离间。
　　耀邦没有批驳，而是迎合的态度。”１９８６年，从北戴河回来的一位老同志问我：“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这位老同志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小平还对这位老人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我观察到，从这时起，老人们对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后来我联想到，１９８６年４月，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这么理解的。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这种辞职的方式。
　　对后来耀邦辞职，我既没有投井下石，也没有为他说话。我知道，老人们已经定了，说也没有用。
　　事实上，１９８６年学潮发生后，邓在１２月３０日的谈话中指名批评胡耀邦，这个讲话当时就发到各地去了。
　　他已经无法工作了，只能辞职。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