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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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通过对必然性规律的掌握，经由人的历史行为达到这一目的，自由则是对这一必然的认识。在此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完成这个宏大使命，命定落在某个特殊的民族、阶级或国家肩上。而且，由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和谐一致的，只要很好地组织社会，各种人类问题都能获致最终的解决。显然，这种浪漫理性更容易被滥用，演变成以自己或集团的欲求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使人的解放变成人的奴役。
另一个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美国的宪法制定者，大都属于这一派。经验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终极和谐的，理性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不同的真理之间可能互相冲突，我们只能在诸多真理之间加以选择和转换。所以，经验理性一般不谈形而上问题，也不谈终极价值和目的，而是从事实和常识出发，认为追求幸福才是自由的基础，奉行快乐即善，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同时又注意均衡和制约。这一派理性把社会看成是自发状态，怀疑人性的至善，也不相信任何美好社会的许诺，尤其是压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思想家伯林就说过：“强迫经验自我去合于哪怕是正确的社会模式，都不是解放，而是暴政。”由于他们总是站在常识立场上思考问题，反对权威和体系，其思想往往是片断的。这种理性卑之无甚高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证明更符合人性。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昆德拉也曾迷恋过浪漫理性，在早期作品中也曾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时代的到来，但在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后，他感受到俄罗斯人的非理性重负，想要重新发现十八世纪西方的理性精神，那就是“理性和怀疑的精神、游戏的精神以及人事的相对性”。在其文论中，昆德拉总是强调世界的多元和相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称自己是“这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快乐主义者”，并从美学上对极权思维作了批判。对于历史必然论引领下的革命和乌托邦理想，他把它归于人类的一种形而上激情，一种追求“不朽”的抒情主义，即对价值或意义的迷思，并用源于德国的一个词“刻奇”（Kitsch）来指称它。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只是极权国家的精神特征，而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如贝多芬“必定如此”的音乐，欧洲诗歌的抒情传统，已经有着这种排斥经验生活，排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绝对激情。与诗歌相比，小说的精神则是复杂、不确定性，它与极权的绝对思维决不相容。昆德拉的小说是幻灭的，人物往往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充满对价值或意义的解构。由此看来，昆德拉实际上是从经验理性出发，去反对浪漫理性的迷狂，“存在的被遗忘”。从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的布罗茨基，反对的其实也都是这一理性。
由于没有分清两种理性，因此当布罗茨基指责昆德拉时，也像昆德拉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瞄准对方的箭矢最终却射向同一个靶子，仍然陷入不是理性就是感情的二元思维，简化了欧洲文明的概念。
理性永远不能穷尽大千生活和人的心灵本身，对此的迷恋只会导致情感的失序。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昆德拉感受到了。仅以追求自由而言，昆德拉所信奉的东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并非想象的那样大，他们都认为自由高于平等。洛克认为，自由是源于对幸福的追求，但其自然法理论也预设了神的存在。阿克顿也说过：“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但是，由于后期自由主义（包括昆德拉）不再强调这一神学根据，所以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自由，而是着眼于实际功利，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昆德拉的同胞哈维尔则认为，自由是源于上帝和灵魂不死，它是一种等同生命的价值。正是由于此，被压迫者才得以永远居于道德的高度，维系着这样的信念：追求自由是被压迫者的特权。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没有不朽的观念，宗教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只需要面包的生存权就无法驳斥，而“不自由，毋宁死”便是一句夸张的情感修辞，一个“刻奇”的姿态。
当人类思索时，上帝并不发笑，而是悲伤。
莎乐美：历史和艺术
？ 余凤高
《圣经》的“马可福音”和其他多处都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都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她母亲。……
传统认为《圣经》不过是一部为宣传教旨而编撰故事的教诲性著作。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的考古发现，证明它是“一本关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的书”。
希律即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公元前21—公元39），是罗马任命的犹太国王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公元前73—公元前4）的儿子。他原有纳巴泰（Nabata）王国国王亚哩达四世的女儿为妻，但却跟纳巴泰公主离了婚，与异母兄弟腓力（Puilip，公元前20—公元34）的前妻希罗底（Herodias，？—39以后）结婚。这遭到施洗约翰的谴责。
约翰（John the Baptist，Saint，活动于公元一世纪初）原是希伯来祭司撒迦利亚（Zachariah）的儿子。大约在公元27年到29年间成为闻名的先知，随后在耶利哥南部的约旦河谷一带活动，劝人悔罪，为人施洗，因而有“施洗约翰”之称。
与约翰同时代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38—约100）写道：约翰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他劝犹太人要圣洁公义，仁爱谦卑，实现上帝的旨意，施行洗礼。当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周围时，希律·安提帕开始警惕，害怕这个人物的影响太大，导致骚乱。由于希律的疑心，约翰被投入监狱，关在马加比城堡，后来在那里被砍头”。
这是从大的背景来分析约翰入狱的原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还具体地提到一个诱因：“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不过说得比较简略。约瑟夫斯对此补充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材料，大致是：在赴罗马途中，希律·安提帕认识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并深深地爱上了她，竟然大胆地向她求婚。希罗底答应了，带着女儿莎乐美嫁给了他。摩西律法禁止与兄弟的妻子结婚。约翰谴责了这桩婚事，希罗底决心置约翰于死地，以解其心头之恨。
另有材料说到：约翰公开谴责希律是乱伦和姘居，于是希罗底要安提帕设法让他沉默。因为约翰的威望，希律出于政治上考虑，没有答应照她说的做。希罗底觉得这使她有失面子，于是当女儿来征求她意见时，认为是一个机会，便教唆莎乐美要约翰的头。这时，希律认为杀约翰有了借口，而且既能使自己不毁誓，又可不使情妇失望，才下了杀他之令。
《新约》中有两个莎乐美，一是希律大帝的姐妹莎乐美。她是西庇太（Zabedee）的妻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曾目睹耶稣死于十字架。《新约》中跳舞让希律和同席人欢喜的故事里只说“希罗底的女儿”，没有提莎乐美的名字，是约瑟夫斯把她的名字说出来的。约瑟夫斯在《古代人物》（Jewish
Antiquities）中说：“希罗底嫁给希律·腓力，他是希律大帝和高级祭司西蒙的女儿玛丽安娜的儿子。他们有一个胎中的女儿莎乐美，她带着她嫁给她丈夫同父的兄弟、分封王希律·安提帕……”
莎乐美的舞蹈和施洗约翰的被杀的故事影响非常之大。
除了身份的特殊之外，还由于施洗约翰作为一位先行者和预言家的悲剧，这使他的死更加能够打动人。一个先行者或传达真理的人，由于他走在时代的前面，说的是真话，就不容易被那些惯于爱听假话的人所理解，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尤其在施洗约翰的悲剧中，有正义者的愤慨，有当权者的恐惧，有受挫者的复仇，有血统间的顺从，还有人性中的情欲……都集中体现了人类共有的基本情绪中的主要部分。因而尽管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而且情节也有它的独特性，无论过了多少年之后，仍旧能够深刻地震撼人的心灵。
欧洲中世纪的艺术，首先是教会和宗教的艺术，题材主要就是根据《圣经》和圣徒传中的内容，约翰的故事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文艺复兴时期，施洗约翰及其被杀的故事也是其主要艺术主题之一，有关的绘画，几乎任何一个教堂里都有，包括意大利艺术大师卡拉瓦乔在大约1607年画了《莎乐美与施洗者约翰的头》之后，1609年又再画出一幅《莎乐美与施洗者的头》；德国画家老克拉纳赫于1530年也画过一幅《莎乐美》。近现代有关莎乐美故事的绘画，以法国画家居斯塔夫·莫罗大约作于1876年的《幽灵》（Apparition）和《莎乐美的舞蹈》最为著名。浪漫主义时代对莎乐美故事的阐释，最有影响的是作品是英国王尔德1893年的独幕剧《莎乐美》。
其实，在王尔德之前，著名的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倡导者斯蒂芬·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就有意要将莎乐美的故事搬上舞台。马拉梅从1846年开始创作题为《埃罗提亚德》（Herodiade）的诗剧。埃罗提亚德是希罗底的法语化名字。马拉梅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诗作来表现理想世界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创造出真实花束中所没有的那种理想之花”。评论家认为他的这个决心在创作《埃罗提亚德》和另一部诗剧《牧神的午后》中得到真诚的体现。
虽然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已有大量的绘画再现了有关莎乐美的故事，但马拉梅表示，他不想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什么启示。与其他艺术家赋予莎乐美故事以施虐狂的主题不同，评论家认为，在马拉梅的笔下，希罗底、莎乐美和施洗约翰的关系只不过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