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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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
〔7〕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后，将广州各衙署的档案劫掠一空。据后来该档案的“目录指南”导言称，这批档案原来分别属于广州钦差大臣衙门、广州将军衙门、两广总督衙门、广东巡抚衙门及其他下属机构。除了被威妥玛取走部分外，这些档案中的其他都运到了香港。1861年英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这批档案从香港转移到北京，收藏在使馆小教堂的阁楼中。1958年，由于英使馆搬迁他处，这批档案被运回伦敦，归档为外交部文件九三一号（F。O。931）。威妥玛在天津与耆英谈判时，在“座前”取出的所谓“文件”，该属于被威妥玛取走的部分档案。见黄光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所掠广州各官衙档案的下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
〔9〕〔1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79页。
〔11〕〔17〕〔美〕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102页。
〔12〕〔27〕〔69〕〔70〕《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266、211、236页。
〔14〕〔23〕〔24〕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18〕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华书局19991年版，第33页。
〔19〕〔20〕〔21〕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庸庵全集续编》卷下，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28、228、234页。
〔22〕黄宇和先生是第一个从正面论述叶名琛的学者，其观点见其代表作《两广总督叶名琛》。
〔25〕《清实录》卷三十六，第499页。
〔26〕《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列传一百八十一。
〔30〕李凤翎：《洋务续记》，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23页。
〔31〕赵沅英：《红兵纪事》；陈殿兰：《冈城枕戈记》。
〔32〕斯卡士：《在华十二年》二十一章，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1958年版。
〔33〕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34〕〔4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19页。
〔35〕蔡士尧：《荆花老屋诗钞》，见《羊城纪事》。
〔36〕《北华捷报》1859年4月16日，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37〕《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38〕《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69页。转引自《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第99页。
〔39〕〔4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3页。
〔41〕据《夷氛闻记》中记载有“十万有奇”，但统计书中的团勇数字总共则有九万六千零三十八人。
〔42〕〔47〕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下。
〔4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46〕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之后，“人民战争战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了中共军事战略的指导方针。论鸦片战争史者，常指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没有运用“人民战争”所发挥的威力来抵御外侮。但人民战争战略必须辅之以与敌方相差无几的军事技术方可成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继承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洋务成果、十九世纪末叶的北洋新军的军事遗产，二十世纪以来又接受了世界几大军事强国苏联、德国和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援助，1945年后又接收了日本投降后的军事装备。西式的黄埔军校又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了大批军事将领。中国从军事技术到军事组织，都实现了近代化。虽与西方军事强国有所差距，但已经是同等级别之间的差距了。这种军事实力的差距，又完全可由优越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来弥补。中共武装正是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辅以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略，在内战和外战中取得了众多的优良军事成就。因此，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相辅相成，“唯武器论”和“唯人民论”都属极端的论点。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即使诞生了无数如毛泽东式的军事天才和游击专家，如果让他们用冷兵器去应付西方近代火器，徒增义和团式的国际笑料耳！
〔48〕关于中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技术对比，材料均采自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装备与训练》，《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96页。
〔4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90页。
〔5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卷。
〔51〕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附录。
〔52〕《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
〔53〕对林则徐的评价，当时的人们就有不同看法。徐继畲针对1850年发生的“神光寺事件”，指责林则徐虽为“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为了“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也曾对林则徐神话作了评论：“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而现代史学家蒋廷黼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中，也持有相似观点。
〔54〕梁廷黼：《夷氛闻记》卷五。
〔55〕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上》，《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56〕《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第六册。
〔57〕〔64〕〔7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1280、1282、1170页。
〔59〕〔60〕〔61〕薛福成：“书科尔沁亲王大沽之败”，《庸庵文》。
〔62〕孙枟：“挽叶制军联”、“五层楼题壁”，《余墨偶谈》，《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321页。
〔63〕据《洋务续记》、《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记载，叶名琛在印度的囚所也被称为“镇海楼”，此两首诗为叶名琛自己所作；《余墨偶谈》则认为是国内无名氏所作，后又认为作者是许其光。
〔6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71页。
〔66〕《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琦善、伊里布、耆英。
〔67〕《清史稿》卷一百八十一，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
〔68〕《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34页。
〔71〕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史》一卷，第374页。
鲁迅与蛇
鲁 迅 与 蛇
？ 靳新来
一
鲁迅是蛇。
鲁迅曾自比为猫头鹰。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喜欢猫头鹰了。回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他在自己笔记本的右上角就画有猫头鹰。1927年，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坟》出版，又以猫头鹰形象作为封面的装饰图案〔1〕。
瞿秋白将鲁迅称为莱谟斯，是狼的乳儿〔2〕。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给他的印象就是像一匹“受伤的狼”〔3〕。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著名学者钱理群更直接作出论断：“鲁迅就是一只受伤的狼。”〔4〕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本关于鲁迅的论著，书名即为《荒原野狼》〔5〕。
以咒鲁迅名世的苏雪林曾将鲁迅斥为“老毒蛇”〔6〕，但这更多地流于一种谩骂。似乎还没有人在学理基础和肯定意义上将鲁迅称为蛇。钱理群在其富有创见的《心灵的探寻》中专辟一章《人与兽》，其中对鲁迅与各种动物的关系多有论述，但有关蛇，却只字未提。
其实鲁迅与蛇实在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蛇也许超过了猫头鹰，只不过表达得更隐晦和含蓄罢了。鲁迅在文章、书信当中，多次将蛇与枭（猫头鹰）并称，且引以为“朋友”。例如，《写在〈坟〉后面》中是这样说的：“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7〕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写道：“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8〕将鬼与怪并称而合成一词，为惯用，而枭与蛇则不然。鲁迅既然那么喜欢枭，而又这样一再刻意地将蛇与之连用，说明了什么呢？
鲁迅的《野草》中有一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诗中“爱人”的四样赠品皆是精美的爱情信物：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而“我”的回赠却粗俗不堪：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练蛇。二者对比强烈，构成讽刺效果。一般人认为鲁迅是随意选择四种俗物，搞恶作剧，但鲁迅的老友、学生孙伏园说过，鲁迅“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这是鲁迅私下亲口告诉他的〔9〕。可见鲁迅不单喜欢猫头鹰，还喜欢蛇。
还是在《野草》中，著名的《墓碣文》中又出现了蛇。这是墓碣前面的第二段文字：“……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对此有人这样解释：“这个因自啮而‘殒颠’的‘游魂’，也就是鲁迅的‘第二自我’的化身。”〔10〕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也说：“这显然是被创作出来的‘超人’的遗骸，而且夸张点儿说，便是鲁迅的自画像。”〔11〕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喜欢蛇，而且还自比为蛇。
与《野草》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集《彷徨》，其“彷徨”便是一种蛇的名称。而“彷徨”一语出自《庄子·达生》：“野有彷徨，泽有委蛇。”成玄英对“彷徨”注疏说：“其状如蛇，两头，五采。”〔12〕以鲁迅对《庄子》的谙熟及小学造诣的深厚，对“彷徨”此意，不可能不知。以“彷徨”命名自己的小说集，既取其“犹疑不决”之义表示自己的心态，又以暗含的蛇的形象为一己作品烙上自我标记。这与当年用猫头鹰图案充当杂文集《坟》的装饰，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我们有所不知，鲁迅在他自制的笔记本封面上，不单画过猫头鹰，还画过由蛇与鹰组合而成的图案〔13〕。这说明蛇与猫头鹰一样，都是鲁迅心目中自我形象的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蛇自比，表达得比较含蓄隐晦，而且多见于私秘性比较强的篇什——《野草》、书信——之中。个中缘由不外有二：一是鲁迅怕人不理解，容易授人以柄，因为蛇在国人心目中形象可一直不佳〔14〕；二是鲁迅也不屑于他人理解，他自爱蛇，独自享用此份快乐，就好像一位收藏家深爱自己的秘籍珍宝，轻易不会公开示人一样，表达之曲折隐晦，正说明鲁迅爱蛇之深。
还有，《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