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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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27〕
这是“真的愤怒”、“真的声音”，惊世骇俗，一针见血，在崇尚中庸平和的中国，非大智大勇者不能口出此言！让人仿佛嗅到一股股长蛇的毒厉之气。有人说鲁迅这人有“鳄鱼的气味”〔28〕，其实再没有比用“毒蛇的气味”来形容而更恰切了。鲁迅曾这样说过：“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29〕而且他还曾批评女性的论辩文章“只有小毒而无剧毒”〔30〕，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毒蛇的气味”正是崇尚以暴抗暴、以毒攻毒的鲁迅所认同和追求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世间原本真实的一切，一入这条蛇的阴骘的法眼，无不变得可疑起来。对中国古老文明来说，鲁迅不啻是一个妖孽，是一个百年不遇、千年成精的蛇妖，他使龙的历史遭到前所未有的覆顶之灾。鲁迅笔锋所至，无不似毒蛇吐信，带有制敌于死命的杀伤力。按郁达夫的话说，就是“寸铁杀人，一刀见血”〔31〕，具有“一种喝了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32〕。而且字里行间常常扑散着一团团阴气、邪气、毒气、鬼气，让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疑惧、惶恐、惊悚、震颤。而他无论生前身后，都被无休止的攻讦、谩骂、误解、歪曲所缠绕和包围。他的文章屡遭“开天窗”、“抽肋骨”的厄运，他的笔名也是一换再换。有生之年，他还一度被视为“文妖”而“通电全国文艺界一致攻击”〔33〕。翻一翻那些“骂”他的文章，满篇充斥着的多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毒笔的文人”、“阴贼”、“刻薄”、“恶毒”、“险恶”、“睚眦必报”、“含血喷人”之类的字眼。有人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34〕还有人说：“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的《野草》一展开“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35〕苏雪林更是直接将鲁迅咒为“老毒蛇”，说他“腔子里充满毒液，不向人发泄，则奇毒攻心，势将自毙”〔36〕。她不仅惊恐于鲁迅的存在，而且念及鲁迅身后“所遗留的恶影响”，竟然也感到“毛骨悚然”〔37〕。自古及今，还没有谁能像鲁迅这样，让这些君子、绅士、革命家、社会贤良、国家支柱们感到浑身不自在，甚至于惶惶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谓“龙的传人”，对蛇这一异类从来都是既敬又怕，就是谈不上喜欢和亲近，他们也很难真正地理解和接受鲁迅。
这的确是一条奇异的毒蛇。在一个有着悠久的龙的传统的国度，身陷于龙的子孙的包围之中，对叛逆的蛇来说，“四面都是敌意”，他的反抗注定是孤独的“韧的战斗”。鲁迅“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痛恨“卑怯”，决不“中庸”，反对“费厄泼赖”，在“无物之阵”里，面对他所遇到的，举起了投枪。直到逝世前一个月，提及他的“怨敌”，他还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8〕。他明确表示自己做事的一贯态度是“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39〕。鲁迅敢恨敢爱。爱，爱到底；恨，恨到死。一如当年纠缠着他的寂寞灵魂的大毒蛇，他也死死地纠缠着他认定的目标。大如“国民性”问题探讨，小至对某个人的厌恶，鲁迅一生都耿耿于怀，从未懈怠。在龙的国度里，这是蛇特有的品格。然而鲁迅对自己却表示了真诚的憎恶：“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40〕那条“口有毒牙”的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鲁迅自白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41〕首先他发现：在中国，自古龙蛇一家，难分难舍，“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42〕，因了年代的久远，二者的关系实在有些暧昧：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虽然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更可怕的是，鲁迅意识到蛇以毒攻毒，在保全自我的同时，似乎又是在传播毒素，树起了毒的大纛。这实在有悖于自己的初衷。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做？一向坚决的鲁迅从未这样困惑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而，“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蛇“终以殒颠”，勇敢如鲁迅者也不敢正视自己，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仓皇退却了，“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这条似乎痴于自啮的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么真实的鲁迅，让我们看到了一颗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圣经·旧约》上说，由于蛇的引诱，伊甸园里的夏娃、亚当吃了禁果，眼睛明亮起来，认识了自我。对这个故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专门作了记述：“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实；魔乃托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晚年在他的二楼卧室，镜台上置有三幅木刻，其中就有一幅《夏娃与蛇》〔43〕，可见鲁迅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在这个故事中，蛇成了魔鬼的化身，成了人类觉醒的先导。而鲁迅之于华夏民族，正如蛇之于亚当、夏娃。蛇敢于拂逆全能上帝的意志，而鲁迅向千年不变的各种信条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是他，这位现代中国摩罗战士，引领一个古老民族开始从蒙昧走向觉醒，从死亡走向新生。然而蛇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受到上帝严酷的惩罚，终生“腹行而土食”。蛇的这种命运，得到鲁迅深深的认同。他对人生之苦本来就有太多的深刻的体认，一再感叹“人生苦”、“无量悲苦”、“绝望”等等。然而他又明确表示要“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44〕。鲁迅是一位自觉的受难者，在缺少罪感文化传统的中国，鲁迅却怀有深深的罪恶感，这使他比任何人都具有牺牲精神。终生“腹行而土食”的蛇，让我们想到鲁迅笔下一直都在不停息行走的“过客”，让我们想到一生都在“与绝望抗争”的鲁迅。
注释：
〔1〕〔9〕参见姜德明：《鲁迅与猫头鹰》，《活的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167页。
〔2〕〔21〕参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526页。
〔3〕〔18〕参见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27页。
〔4〕参见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5〕参见杨兹举：《荒原野狼》，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
〔6〕〔34〕〔35〕〔36〕〔37〕苏雪林：《鲁迅传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3、51、271、273页。
〔7〕〔41〕〔44〕《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140页。
〔8〕〔30〕〔40〕《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40、431页。
〔10〕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92页。
〔11〕（日）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12〕《汉语大词典》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第928页。
〔13〕参见《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4〕苏雪林就《野草·墓碣文》借题发挥，将鲁迅与蛇联系起来而“恶骂”一通。参见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5〕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6〕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中的各篇，并不是完全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作的，例如关于墨子的《非攻》（1934）就写在《理水》、《采薇》（1935）之前。也就是说，《补天》写在第一篇，单纯解释为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最早，这是不够的。
〔17〕转引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
〔19〕〔22〕参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专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页。
〔20〕〔38〕《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612页。
〔23〕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62页。
〔24〕参见《中华神秘文化辞典》，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页。
〔25〕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26〕〔39〕《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0页。
〔27〕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正值农历三月，而吴越间有“三月三，蛇出洞”的说法。
〔28〕参见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60页。
〔29〕《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31〕〔32〕郁达夫：《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21页。
〔33〕转引自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42〕王充：《论衡·讲瑞》，参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0页。
〔43〕参见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35页。
对称：在纳粹的阴影下
？ 林贤治
世界上许多事物都呈对称性的存在。譬如政治，有专制政治就有民主政治；说到道德，有善必有恶，高尚往往与卑鄙并存；至于艺术、学术、科学，明显地都有人性与非人性之分。这其间的差异，犹如水与沫、火与灰一样。对称是共生的，但又意含着某种对立，相关者愈趋于对立，本质的特征愈见鲜明。
在极端的年代，一切都得经受严酷的考验。这时，人群两极分化，尤其敏感如艺术家，无论是隐匿的或是公开的冲突，都较和平时期为甚。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界是显著的例子：一面是顺从、投降、附逆，一面是囚禁和流亡；一面是无耻的吹捧，一面是诅咒和抗议；一面是苟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般说来，双方不可以等量齐观，所以有“主流”和“非主流”的说法；非主流一直处于抗衡状态，但也因此使对称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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