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高考报告-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自当教育部部长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60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一个成语，比如将“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女儿也确实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连她写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一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五十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几乎没有一点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下，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关系，甚至不会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可以一样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则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震聋发聩的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来引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五十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
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年份课文字、词
1949年 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我们
1955年早上起床穿衣服毛主席、工人、农民
1958年日月水土人、手、足
1961年公社送我上学堂 公社、学堂
1978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主席、我们
1981年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 热爱、共产党、人民
1989年我是中国人我爱北京 中国、北京、我
1992年我是中国人我爱老师、我爱爸爸中国、老师、爸爸、妈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
“中学语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应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现有语文教材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的作家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看法要少些。
戏剧评论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美文，是那种渗透了中国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学传统精神的经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够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贾平凹认为朱自清这样的文章是任何一个汉学文化学习者必须熟诵的。
其实，受语文课中的一篇经典文章影响一生的人并不仅仅限于作家。一位已经有十亿资产的“资本家”感慨地告诉我，他说他从小就因为受了《铁杵磨成针》的课文影响，才克服了自己没有坚韧意志的毛病，“别看我现在资产多得可以用金子来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点点做起来的，而且生意场上大的和小的买卖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没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金山银山。”
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和罗盛教的故事，还有雷锋、朱德的扁担等名篇不是的确影响过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可为什么人们现在却对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历史的中国语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锐的意见了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文章曾被选进过语文课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绩？
问题当然还出在教材内容的编选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权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顾振彪这样分析道：
新中国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语文课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中、高中各六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课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专政各个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对课本的恶劣影响。但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安排，过于忽视文言文。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学、汉语课本是在建国后第一次对语文课本内容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初中六册，高中四册。相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的名作，编排方面也比较灵活多样，但由于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了作文教学，也忽视了一般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而是按照文学史系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三阶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初中高中各六册。这套课本选材面广，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但课文总数过少。后来在1959、1960年重新对上述缺陷进行了修订，可是单元的编排方面缺少计划性，同时语文训练也不够。
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先后有过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课本。这套课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规范，工具性较强，但缺点仍然明显，即实用性少，编排也不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