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高考报告-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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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998年一年，这类非法“中介”机构一下冒出几十个。他们大部分没有国家教育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证，仅凭外国教育机构一纸“委托”书，就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开张招生”。这类“汉奸”一般都长着几个心眼，先是从“洋鬼子”那儿要一笔可观的“开办费”，同时签订一份每招收一名学生的“比例提成协议”。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聘得一大批“小汉奸”，再把这些“伪军”派往各个学校、机关单位，进行疯狂的宣传游说，为那些本来正在为“中考”、“高考”烦透心的学生和家长们送去香喷喷的“比萨饼”。于是在这些大小“汉奸”们半拉半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家长就开始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交钱。当然，什么事还不知道时，就得把第一笔一至两万元的钱先送到这些当“中介”的“汉奸”们手中。“亏啥？你孩子在国内学校能做的就是一台‘考试机器’，人家外国学校就是不一样，对孩子从不施压，让他们在自由中成长。这样的孩子思维活跃，创造发明和自立的能力强。再说，你儿子高中三年下来，就外语这一样能力还抵不上国内的教授水平？”“汉奸”们的嘴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糖。孩子们的家长大多数是连国门都没出过的门外汉，听“汉奸”们这么一说，就不再犹豫了。
交了钱就是上了套、进了陷阱。
这几年国家教委和有固炜门接到对“中介”机构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最多的内容便是“汉奸”们的行骗与说假。骗是可以明断明了的，但说假就不好识别了。有位家长听了“汉奸”介绍英国伦敦附近的某某学校“历史悠久，名师辈出，风光迷人，条件上乘”等宣传词，在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把孩子送到了那儿。结果发现，此校离伦短膦非“附近”，其历史也并不悠久，只有几年办学时间，最让中国家长生气的是，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简直到了放任和根本不管的程度，这一点连在国内一直高呼要“解放”的孩子本人都认为英国学校“散漫得不像一所学校”。没有专人辅导学业，没有专人管理宿舍，上课的教师对时间的“珍惜”以每秒钟计算，你在他下课之后哪怕多问一句话，人家也会说一声“NO”就转身离去，更没有补课一说。于是孩子的外语始终上不去，而老师对中文又不通，上起课来打哈哈的占了多半时间。一年半下来，孩子坚决要求回国。无奈，家长掏了三四十万元钱等于让孩子出国旅游了一次，而且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不用做作业的学校。这样的孩子不只一两个，他们回来后只好重新就读原来的年级，但那时再走进教室时，发现自己完全是“大学生”了——同学们都比他（她）小一两岁。
家长们气得找“中介”的“汉奸们”理论。“汉奸”却说：你不是想让孩子出国吗？出国就得花钱！什么“中介”费高？这怨得了我们吗？当初你愿出我们愿接，两厢情愿的事，你吃后悔药也没用。那边的学校没人管？人家那叫自我式教育，开放式管理，你们和孩子不是烦透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吗？怎么，给你们自由你们又受不了了？这能怨我们什么呀？要不给你们再换所学校，这次最好说好了，不要轻易回国，至少也得等上完大学再说嘛！怎么样？再交钱吧！不交？啊，你们不交后面有人交呐！让开让开！
“汉奸”们的这副嘴脸，让人不是气死也会噎死。
现在国内不少单位看到“中介”少年留学可以赚大钱，于是便纷纷打着各种旗号当起“汉奸”来。有的已经从非法变成了正式。像199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披露的一起《赴澳留学出国班坑苦学生》的报道中指出的那个“中介”，就是吉林长春市解放路的一所正规学校搞的。1996年，这所学校的初中部向社会散发了宣传单，声称该校初中部与澳大利亚某私立学校联合开办“中澳语言学校”，为学生将来就读澳大利亚高中做准备。除了这样的宣传攻势外，该校校长在家长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三万元读完这个“澳校”后，再花十万元到澳大利亚读完高中。一时间家长们趋之若骛，孩子们跃跃一试，先后共有一百零五名学生每人交了三万元后开始上学。这个学校的“出国班”还曾风靡一时，因为家长们都坚信：这是个公立学校办的。公立学校办的就跟国家办的一样没有区别。然而，区别后来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公立”学校做了一件本不该它做的“中介”。
在这三年之中，一百零五名学生由于渐渐明白过来，他们的家长帮孩子们另想办法离开了这个“出国班”，剩下二十八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等候三年后的“澳大利亚留学梦”的实现。据学生家长说，这期间学校曾不断涨学费，很多家长就是因不满意才退学的。三年总算苦盼出了头。但学校以“情况有了变化”这六个字，开口要那些继续想把孩子送往澳大利亚的家长“再出三十九万元，才能到澳读书”。事到如今，也为了孩子的“前程”，家长们只得有苦往肚子里咽。1999年5月，第一批十个学生总算拿到了签证，但后面的学生则被告知“无期”。家长们这惶旎干了，澳方学校一看不对头，连忙来人与家长“对话”，许诺三个月内办妥孩子们的入学签证。可三个月过去了，签证一事仍遥遥无期。被骗的家长们终于将这个“公立”学校和澳大利亚某学校送上了法庭。然而即使法院判定错在“中介”，可孩子们被耽误的学业有谁能赔偿呢？据说这个“出国班”的学业完全没有按照国内统一大纲教学，把语文、政治、历史几乎都砍掉了，当1999年高中升学考试时，这些破碎了出国留学梦的孩子们，又无法参加当年度的高中考试。他们花了三年时间、花了几万元学费，最后连张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教训可谓再深刻不过。
陷阱之二：算钱有误，负债累累
国户国外两头不好过。
在某“中介”机构采访时，有位王女士一开口就眼泪鼻涕一齐流。她哭着求这个“中介”机构的人“再帮帮忙”。机构人员都不理睬她，于是她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黑心肠，当初你们把出国留学说得天花乱坠，把孩子从我们手中夺走后你们又什么都不管了。你们是强盗！是汉奸！都他妈的不是东西！“中介”的几位小姐忍不住站起来，说你怎么骂人？王女士眼睛一瞪，骂得更响亮：不骂你们这些骗子还骂谁？骗子！汉奸！卖国贼！
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战。混战的结果是人多一方赢了，女士被推出了门外。
王女士因此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她告诉我事情的全过程，让我评评理。她说她女儿是前年去加拿大上高中的，是刚才那个中介机构办的手续。当时人家告诉她孩子一年在加拿大上学的各种费用大约十五六万元。这个数字对她家庭来说绝对是笔大钱，但为了孩子，她和丈夫决定把女儿送出去。临走时，她还对孩子说：我们平时再省一点，你在那儿再打点工，苦过三年高中，等考上大学便有奖学金了。女儿也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
枫叶之国是美丽的，学习的条件也非常之好，可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什么都很贵，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找个工打都十分困难。王女士的孩子到那儿上高中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极紧：交了学费后连饭钱都非常紧张了，更别说能添置些像样的衣服。女儿只有十五六岁，在家时连碗都从来不刷，所以根本不可能获得母亲计划中的每月“两百元打工钱”。为了过语言关，还不得不每月拿出三百元左右的“补课费”。没有钱的女儿越紧张就越给家里打电话。
这边的父母一听女儿没有钱了就更紧张，一个月其它的不说，光电话费就比以前多花一千多元“国际长途电话像只老虎，我每次都是半夜‘机’叫，可还是让这只老虎一年吃掉一万多块钱。”王女士说。
她和丈夫在国内也就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加上丈夫槁点“外快”，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五六万。女儿第一年出国留学花去约十八万元。其中五万元是王女士向自己的姐姐借的。原想第二年孩子在那儿可以独立挣点打工钱，后来女儿告诉她根本不可能，因为加拿大各地的“政策”都一样，她上学那儿根本不允许未成年人从事打工一类的事，何况即使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工打。孩子的后援本来就不足，前方又挣不到钱，所以女儿至少一个星期向家里叫急一次。
“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积存起来，准备给你们打电话用。要是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准死定在异国他乡了！”女儿的话把做母亲的吓坏了。无奈，她一次又一次向外人借钱给女儿寄去。债台就这样越筑越高，到了第三年，王女士为女儿留学已经欠下二十万元的债。夫妻俩到后来都紧张得不敢再去接电话，因为电话不是女儿打来要钱，就是债主来催他们还钱。
有一次女儿急了：“为啥几天你们不接我的电话？是不是让我死在加拿大？”女儿说完就呜呜大哭起来。大哭之后就骂：“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是王八蛋！”
做父母的气坏了，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为了你上学，已经快家破人亡了，借的人家的债都可以把我们家门堵住了。你怎么能这样骂父母？你是不是留学了就没了良心啊？
这边一句，那头一句，双方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对骂了半天，最后是女儿“啪”地挂掉了话筒。
王女士这边有两个星期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于是她和丈夫就有些坐不住了，打电话过去，对方没有人接。这就更着急了，王女士把电话打到那边的“监护人”那里，可人家是“临时”性的“监护”，你付我工钱了吗？没有。没有你就别找我，找你女儿的学校要人嘛！无奈，只好找学校要人。
学校的人说：我们也在找密斯王，你们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狗王八蛋要你们学校干什么呀？”王女士气得用中文狠狠骂了对方一通。但又有什么用？女儿没了，还得赶紧找啊！
哪儿去找呀？又不像在国内，骑辆自行车，打个的，或者报个警。即使是国内，大海捞针一般找人也不容易。王女儿心急如焚，通过各种关系买了飞机票，赶到加拿大东部城市某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她到学校的时候，女儿也回到了学校，只是她身后跟了一位年纪很大、满脸胡须的“老外”。
“你怎么跟一个‘老外’在一起？”母亲严厉地责问女儿。
女儿瞪了母亲一眼：“你才是‘老外’！”
“少废话。你说说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打工挣钱去了。”女儿低着头说。
“打的什么工？”
“打工就打工呗。只要有钱挣就行。”
“你可给我说清楚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挣那些肮脏的钱。”
女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没有钱还不如狗屎！”
母亲“噌”地站起来：“宁可当狗屎，咱们也不去挣肮脏钱！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到底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女儿沉默。
“说呀！到底干什么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