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7-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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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政治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
上面的这几段话可以看作尼采的哲学宣言，亦可视为他的理想蓝图。所谓“更加自然的”是相对于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因为在尼采看来，由于浪漫主义思潮，欧洲人亦开始变得浪漫起来，一如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说的：“有一种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回返到悲剧的时代的倾向。”尼采所希望的，便是德意志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回到真正的悲剧时代，让酒神精神统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心灵世界。
“回到自然”，在近代的西方，并非只有尼采提出过这样的口号。自十七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大多重视对人类的“自然状态”的研究，以说明国家、法律、制度产生的合理性。有的思想家甚至以此为前提而构想自己的理想社会。比如卢梭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一切都是好的，文明产生之后，却又一切都变坏了。又如康德虽不主张回到自然状态，但他又同时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16〕再如马克思，为了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样需要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
不过，尼采与这些思想家又大为不同。一，他所向往的自然状态，既非恶，亦非善，而是“善恶的彼岸”。虽然在他的笔下，权力意志统治的悲剧时代颇像霍布斯《利维坦》中所描写的那样，即人对人就像豺狼一样。但是，尼采却认为这并非为恶，而是人性的充分体现，是对生命力的肯定。二，尼采的悲剧时代并非真正的原始时代，而是由原始到文明之过渡期的英雄时代，亦即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代”。三，卢梭、康德和马克思等人的“自然状态”，很大程度上只是就原始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制度而言的，而尼采的悲剧时代则主要是就人们的精神气质而言的，尽管他的理论目的在政治领域，即以此作为他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
就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看，尼采的悲剧时代绝非虚构，人类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历史阶段。这在古希腊，则为从荷马史诗时代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几百年历史；在印度为吠陀时代；在中国为西周以前的时代。在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中，人类亦确实生活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已经走出丛林，有了国家和法律，有了文字和艺术。另一方面，他们的文明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按照丛林法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有习俗的制约，但习俗亦是由强力决定的。这时候，人类尚力不尚德，而且宗教和道德亦未诞生。他们奉崇的是自然宗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宗教不能视为宗教，因为它没有彼岸世界和道德关怀，而这二者乃是宗教之为宗教的本质性规定），神人不分，天人合一；他们既充实又欢欣，但同时对于大自然以及他们所构想的神灵世界又极其恐惧和害怕；他们崇拜力量，胜者为王；在部落关系问题上，他们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因而战争频繁，人们亦以战争为乐事，且以战士和英雄为荣。
恩格斯就曾这样说过：
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17〕
尼采是语言学教授，尤精于希腊文化，对希腊的英雄时代之历史与文化自然相当熟悉。而这时候的希腊历史与文化，主要见于荷马史诗和悲剧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的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所反映的是，这时候的希腊人精力充沛，尚武善战，不论是对命运还是对邻国，都充满着战无不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那些神校｝和人间的英雄，个个都是非常自我的，他们不依靠群体，而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战胜敌人和征服同伴，并由此体现自我的价值。特别是希波战争，希腊人以弱胜强，奇迹般地打败了波斯帝国。这次战争的胜利，根本原因乃是希腊民主制的优越，希罗多德就是本着这一基本认识而写他的《历史》的。可在尼采看来，战争胜利的原因，乃是因为希腊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即权力意志，或曰酒神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之后不久，雅典同斯巴达进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却是雅典败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是希腊人的领袖，波斯主要是雅典人打败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原来充满悲剧精神而勇敢善战的雅典人竟然输给斯巴达人，这在尼采看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一个苏格拉底，他那套颓废的哲学使雅典人堕落了，柔弱了，从而不堪一击。尼采写道：
希腊人进步神速，但他们衰落起来也快得惊人。在希腊精神的最高峰过去之后，希腊在一夜之间就衰落了。仅仅一次挫折就足以使伟大的生活方式不能为继了：它像悲剧一样戛然而止。像苏格拉底那样强大的怪物，只要有一个，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苏格拉底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我认为，他是一个雕刻匠的儿子这件事是有象征意义的。〔18〕
雅典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为苏格拉底的学说所败坏，故而人们必须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即英雄时代），同时肃清苏格拉底主义的流毒，才能过上新的生活，找回他们“新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尼采的哲学框架，也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主线。
权力意志与主人种族
思想家欲营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大多首先从人们的精神领域着手，强调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模拟出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全社会效仿的榜样。此种思维模式，如果按照中国儒家的话语，就是“内圣外王”，尼采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模式而致思的。不同的只是：儒家的“内圣”是劝谕人们过道德生活，循规蹈矩；“外王”是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格模式是圣王合一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而尼采的“内圣”则是非道德的。不过，它虽与道德社会的“内圣”相背离，但却同样是对精神净化的强调，即劝谕人们放弃文明社会的道德枷锁，迈入“善恶的彼岸”；他的“外王”便是回到英雄时代，建立一种以民族主义为轴心的强权社会；其理想人格便是“超人”。正因为由“内圣”而“外王”，或者说“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故尼采的“超人”既是精神上的，又是政治上的。请看他对“超人”的描述：
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颤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这个获得了自由的人，这个真的能够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都要优越？试想，他激发了多少信任，多少恐惧，多少尊敬？——他“理应”被人信任、惧怕和尊敬。再试想，这个能够统治自己的人，他怎能不势所必然地去统治周围的环境、自然，以及所有意志薄弱、不可信任的人？〔19〕
“超人”是尼采哲学的又一个核心概念。但“超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则不易把握。而且尼采自己的表述亦是多种多样，既有直白，又有隐喻。刘小枫博士认为“超人”犹如柏拉图的“哲学王”，亦如中国儒家所尊崇的“圣王”，既有最高权力，又是最有智慧的人，相当于文明社会的极权统治者。
其实，尼采的学说是独特的，其理想人格既不同于“哲学王”，亦不同于“圣人”。“哲学王”以智力取胜，“圣人”以道德名世，而“超人”既反知性，亦反德性，凭借的乃是生命力的强盛。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儒家，都把人世间的事务同天意或理念、规律等相联系，认为“圣人”或“哲学王”之所以具有权力的合理性，乃是由于他们具有通天的本事，或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或能知晓万物之理念，世界变化之规律。而在尼采的哲学里，天意、理念、规律之类的东西都是批判的对象，更不可作为权力的合理性根据。他的“超人”所超越的，正是理性与道德。在“超人”的王国里，一切都是按意志的强弱决定的。“超人”之为“超人”，就在于他或他们有非同寻常的意志，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精神。他顶天立地，惟我独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企求任何的社会认同，只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也不强行要求别人怎么做，但由于他的英雄品格又决定着他必是众人的首领和楷模。在他这里，一切都是自然的、本真的。他的口号是：“我必是我所是。”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对“超人”之秉性的概括是：
一、他无须逻辑知识，但却有“始终一贯的逻辑性”；由于逻辑性的过于冗长，所以他的行为又是非逻辑的，且表现为一种“迷惑性”。这是他的一种天分。凭此天分，他可以蔑视群伦，自以为是。
二、他冷酷、刚强，不假思索，更不在乎舆论；他没有“美德”的概念，也不需要美德粉饰自己；他征服世界，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他不被人们视为尊者，他也不会混同于芸芸大众。
三、他没有同情心，想的只是如何去征服和役使别人；他并非诚实，为着自己的利益，他既可不讲实话，又可玩弄别人。
而且在尼采看来，“超人”绝非某个历史个人，亦非某位神校Ｋ热皇且恢掷硐肴烁瘢敲匆簿鸵馕蹲牛灰哂斜缇瘢伎梢宰觥俺恕薄２⑶宜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