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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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
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
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
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
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下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
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
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
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煮对我面示，就是使刘
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
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
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
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
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
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
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
是捏造的。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
（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
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
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
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
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
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好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
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
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
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
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
造成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
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
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
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
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的问题。
1。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
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
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
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
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
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
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
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
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
事。3。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
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
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
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
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法。今晚军队
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
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
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
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
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
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
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
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
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
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
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
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
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
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伺题，
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下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
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
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
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
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
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
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
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
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
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
潜（当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
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
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
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
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
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
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
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
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
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
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
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
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
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
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
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
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
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
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祯（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三
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同。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
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
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
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
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在受不了”。后来
又换来另一个人，“对我说，那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
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
字，未让313
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
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
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
“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
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
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1）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
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
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
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
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
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
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
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2）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
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
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