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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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
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谤者夸大。悦谎，并散播他的谎话来强调他的观点。
　　　　这位部长，在得知我戒酒之后竞告诉罗马的同事他“确定保罗又开始饮酒了”。
　　　　那些了解我的人甚至不去费神争辩这样的诽谤。
　　　　在我退休之后，我听说他对我的诬蔑升级了。他竟告诉梅丹尼：“我可以发誓，
保罗又开始饮酒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两个难兄难弟的笨重、同
声骂我出气的样子。这段插曲是一个愿意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当证人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指的是监察办公室的调查。）
　　　　我无需人为的审判。
　　　　他们应该都是基督徒，难道真的不知道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圣训吗？
　　　　“你不该对邻人作伪证。”
　　　　我深信上帝已表明他公正的处分。
　　　　像我前面所写的那样，我确实看到了那些对人不义的人的不幸与痛苦。他们有
做恶的习惯，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恶行。这些恶行很快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恶报。
　　　　令人奇怪的是，做错事的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企图暗杀教皇的事。据几位意大利检
查官声称，他和保加利亚秘密组织暗中勾结。
　　　　因为这些阴谋背后可能涉及苏联克格勃的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是
波兰人的教皇是波兰团结运动的支持者，这当然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安。
　　　　美国国会议员们及中情局总部命令中情局罗马站的站长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此事。
罗马站长因无法确证或否认这种传言而在报纸上被人批评。
　　　　我那时还在罗马。我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共进午餐，因他是我的前老板和老朋友，
我向他问起这个话题。
　　　　（当时我没有问他据称来自于他的关于我的英文的批评，因为我不想让在场的
妻子也感到沮丧和羞辱。）
　　　　他告诉我罗马站调查了所有的线索，但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情报（我们知道中
情局对情报报告的可靠性苛求到什么程度），他报怨道：“我真希望我可以给他们
铁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证据，去做你想做的吧！’但我不能，我
们提不出任何可靠的东西。”
　　　　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共产主义机构的秘密活动纷纷曝光，我没有仔细了解所有
的新闻，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与保加利亚新暗杀教皇的秘密。
　　　　罗马站长本身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我零星地接到一些部长给我的指令。
　　　　有一次，我被告知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洛斯”，据
“可靠”情报将在近期来到罗马。睁大你的双眼！
　　　　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
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
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
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
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
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
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　
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
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
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
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
：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
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
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
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
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
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
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
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
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
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
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
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
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
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
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
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
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
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
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
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
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
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
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
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
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
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
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
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
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
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
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
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
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
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
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
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
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
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
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
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
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