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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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现。 ① 《苏联动态》，1975 年4 月30 日。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与军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70年代初苏联国内经济，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了兵力，足以使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大批领土，但到70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开始以军为单位在边界附近部署起来了。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战术和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年代初的实力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政府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方的军事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兵驻守中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1969年3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国领导人恢复边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更超过50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①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②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建筑永久性后勤供应基地的计划。③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10 月24 日，第4 页；《中共研究》第3 卷第7 期（1969 年7 月），第9 页；《纽约时报》1969 年8 月7 日；《经济学家》，1969 年9 月21—22 日，1970 年4 月12 日；《远东经济 评论》，1970 年4 月30 日，第112—114 页；《纽约时报》，1970 年7 月22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9 月4 日，第359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1 月4 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外交事务》第5 卷第3 期（1972 年7 月），第545—553 页；《经济学家》，1972 年5 月6 日，第49 页；《纽约时报》1972 年9 月11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9 月10 日、14 日；F。O。米克舍：“苏联： 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 年10 月，第424—428 页；《世 界报》 （德国）1969 年7 月10 日；《洛杉矶时报》1969 年9 月13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1 月30 日、 12 月30 日，1971 年10 月7 日，1972 年5 月6 日、9 月10 日，1974 年2 月24 日；《世界报》（巴黎） 1970 年9 月5 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 年5 月20 日，第64 页。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8 月16 日、10 月28 日、12 月7 日，1970 年7 月22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 年2 月26 日，第18—19 页；《红星报》，1970 年3 月5 日，第4 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 年2 月 17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5 月9 日，R6—7）；《苏联动态》，1974 年6 月17 日，R19—22 ；《每 日电讯报》1974 年6 月15 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 年8 月5 日；《明报》第103、104、105 期（1974 年7、8、9 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 年4 月23 日。 ③ 《纽约时报》1970 年2 月3 日、5 月19 日，1971 年11 月1 日；《苏联动态》，1974 年3 月20 日，V1 。对苏联军方的能力和战术 （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直到1972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① ②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他们增加军事预算， 派大批③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 强化民兵组④织，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⑤洞的活动，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划①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到1974年，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69—1976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下发射基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②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了很大提高。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 ① 《中共研究》第3 卷第7 期 （1969 年7 月），第9 页；《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8 月17 日、30 日，9 月12 日，11 月30 日；《经济学家》1969 年9 月21—26 日；《纽约时报》1970 年4 月12 日；《远 东经济评论》1970 年9 月4 日，第359 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 年10 月）；《世界报》（德国）1969 年7 月10 日；《纽约时报》1972 年7 月25 日；《每日电讯报》1974 年7 月15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11 月7 日。 ② 《红星报》1972 年2 月25 日，第3 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 卷第9 期 〔1970 年3 月29 日〕， 第1 — 4页；《纽约时报》1972 年2 月26 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 年11 月30 日，第16 页；《远 东经济评论》，1972 年8 月5 日，第23—24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3 月23 日；《中国动态》， 1973 年12 月13 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3 月11 日，第33 页；《中国动态》，1974 年4 月8 日，A12—13 ；《苏联动态》，1974 年7 月16 日，C1。 ③ 据1970 年10 月17 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 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 万人，内蒙 古有20 万人，黑龙江有20 万人，青海有10 万人；《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11 月7 日，1970 年 1 月28 日，3 月1 日，7 月22 日；《中国动态》，1969 年9 月30 日，G1；《北京周报》，1972 年6 月23 日，第22—23 页，1973 年6 月2 日，第14—15 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 年3 月26 日，第5 页。 ④ 《纽约时报》1969 年7 月6 日，11 月30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 年1 月16 日，第46—47 页；《中 国动态》，1974 年5 月23 日，K1—7；《每日电讯报》1974 年7 月15 日；《中国动态》，1974 年8 月5 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11 月29 日，第30—32 页；《中国动态》，1975 年2 月2 日， 第61—62 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11 月16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1 月21 日，12 月28 日；《远东经 济评论》，1969 年12 月4 日，第485—486 页，1970 年1 月22 日，第4 页；《纽约时报》，1971 年1 月 4 日，6 月5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 年4 月9 日。 ① 《纽约时报》1970 年6 月21 日，7 月5 日、20 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1972 年1 月22 日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 年7 月5 日，1974 年1 月2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3 日，11 月2 日；《红星报》1970 年1 月21 日，第4 版；《远东经济评论》大约200个中国空军基地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
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边界地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年苏联共调集了45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1/3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个师。中国方面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有15个师，新疆可能有8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台湾海峡和朝鲜。两国 （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界不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界的地方。北京当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