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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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允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即派他护送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灵龛到喀尔喀蒙古。这叫做明使暗罚。允心知其毒计，先是声称无资预备马匹行装为由，推辞出使蒙古。后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才悻悻上路。但刚行至张家口，便托病不前。为保身安命，允请宣府沙门做祷文，请一切诸佛菩萨庇佑其“消灾延寿，人口安宁，早还本乡，万事亨通，皇恩浩荡，国泰民安”。雍正得知消息后，心里暗骂允不识时务，但又问罪无显名，遂出奇招，命其同党允祀主持议罪。允祀只好心里叫苦，不得不请革除允郡王爵位。但允却毫不在乎，仍留住张家口，既不前行，也不打发人赴京请罪。这自然使雍正龙颜大怒，但毕竟还能忍受。问题在于，允仍不死心，又做祈祷疏文，不幸的是，两件祈祷疏文都落到雍正手中，允因此遭灾惹大祸。于是，雍正以疏文中有“雍正新君”为由，加其“大不敬”罪名，将允从张家口押回北京，囚禁于宗仁府狱中。允在狱中做镇魔之术，又不幸为雍正所知，因此罪上加罪，一禁锢就是十多年，直到雍正死后，才被乾隆帝放出。
从丰泽园到御瓜圃
？ 小 朋
北京中南海有一座丰泽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伟人毛泽东直至逝去始终入住其中，所以名声大振。人们渐渐把建设者康熙大帝的初衷淡忘了。承德避暑山庄有一片御瓜圃，也是康熙亲手开垦的，倒是他那些龙子龙孙背弃了祖宗遗训，空教这一片好园田被岁月遮掩得没有了旧时模样。让我们循着当年康熙从丰泽园到御瓜圃的足迹再走一遭，你一定能体会到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
丰泽园在中南海勤政殿西北，当年园东有几间蚕房和稻田数亩，园后有桑树几十株。园内有一大殿原名“崇雅”，后被乾隆改为“惇叙”。殿东为菊香书屋，是康熙当年名副其实用做书房的。殿后为澄怀堂，是词臣们的进讲之所。澄怀堂后有一座上下各七楹的遐瞩楼，是康熙的图书馆，在楼下西室有康熙手书匾额：图史自娱。恰恰在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流杯亭之间，过去也有一座小楼，名字也叫图史自娱，亦是康熙在山庄存书、读书的场所。
这一组建筑全部是青砖灰瓦，卷棚无脊，在中南海内处处高楼大脊、红墙黄瓦的绚丽色彩中十分独特。原来，这是康熙用做“试验田”的场所。园外耕种，园内读书，正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农耕为本”的治国治世思想。
乾隆在《御制丰泽园记》中深深悟出了康熙的良苦用心。他写道：“西苑（即中海、南海、北海统称）皆元明旧址，惟丰泽园为康熙年间新建之所……园内殿宇制度惟朴，不尚华丽。闻之老监云：皇祖万几余暇则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瀛台之建于有明，飞阁丹楼，辉煌金碧，较之此园固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识者鄙之……”
自明末以来，饥荒、瘟疫、战乱，使中国人口大量下降。据《清史稿》载，康熙元年全国仅有人丁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康熙八岁登极，从也是少年就做了天子的顺治手中，接过的天下确是千疮百孔。
康熙当政后，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三次亲征噶尔丹，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一场大战连着一场大战，几乎每次都动员了全国的兵力、财力，直到康熙四十年左右全国才渐渐安定下来。在长期征战中，康熙从中国大地“荒草没阡陌，千里无鸡鸣”的凄凉中，体会到了以农耕为主的社会，要想国富兵强，就必须尽快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办法，无非是努力提高农业产量和减轻赋税这一道理。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康熙才萌生了在金碧辉煌的西苑之内兴建一座青砖灰瓦的丰泽园的念头。而且，康熙绝不是说说了事，更没有扶犁荷耒做做样子，而是“所得各方五谷菜蔬，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在丰泽园后的那片水田中，康熙最先发现了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将早熟的稻穗留做种子待来年播种，终于以“一穗传”的育种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康熙玑瑕格物篇》中是这样说的：“高出众稻之上，以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
康熙培育的御稻米，除了味道香腴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早”字。所谓早，就是抗寒能力强，能够比当时普通稻种提前播种。就是这一个早字，不但解决了北方无霜期短从不种水稻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江南数省第一季稻均为低产糯米的问题。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得知康熙在西苑丰泽园试种出了“早御稻”，即提出在地势低洼、水源充裕的天津一带种植。随后，天津总兵蓝理也向康熙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康熙均未允准。
原来，康熙平生做事严肃认真，他认为早御稻虽在京城西苑内稳获高产，但没在长城沿线较寒冷的地方生长，怕一旦试种失败，会令人心失望。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热河行宫兴建并于当年基本落成。在行宫动工时，康熙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香沜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东北部低洼处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种上瓜豆果蔬，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
沿澄湖北岸，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就落成了四座形状各异的景亭，由东至西依次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闲想、水流云在，但惟独最东边紧靠香沜的甫田丛樾，内设紫檀木的地坪、御座，这是康熙早在建园之初就策划好的，为的是日后亲操犁锄之余，能在这里观赏稼穑。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直隶巡抚赵宏燮、天津总兵蓝理又分头请求，要在京郊玉泉山和天津附近试种早御稻。康熙由于亲眼看到西苑的稻种在热河试种成功，这次颁旨，准许赵宏燮于玉泉山、蓝理在天津附近开水田，并拨出自己亲手培育的御稻种。
史载，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丰润、宝坻“开为水田栽稻”，“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处无业之民”，“给予牛种，限年起科”。开始垦地一百五十顷，“有洼地五十顷，被水浸，不便耕种。又有高地五十顷，不宜种稻。其可作水田种稻者，止五十顷”。康熙闻讯后，即指导工匠导河修渠，并亲自绘制水闸、水车图形，使得一百五十顷水田全部种上了水稻。至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这一百五十顷水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五斗稻谷，从而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蓝理的功德，称这一万五千亩稻田为“蓝田”。其实溯其根本，倒是叫“康熙田”才更恰当。津郊的水稻，至雍正朝，已经超过了六十万亩，等到光绪年间，竟然达到六百万亩，连漕运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赵宏燮在京郊玉泉山试种的水稻也获得丰收。说到底，还是康熙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热河行宫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这时的御瓜圃早已是一派盛世田园的景色。汤右曾在诗中道：“稻垂麦仰足阴阳，土厚泉甘草木香。会吐双岐衔九穗，一星天上应农祥。”
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公时荣，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馔时，内有朱红色大米一坛。传旨云：‘此本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异它种，及登剖干，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于此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
康熙自己也说：“北方性种糜、桑、稗、稷等类，总不知种别样之谷。”“山庄苑内，麦、谷、黍、稻皆需焉。”“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有此种指早御稻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当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其实，康熙绝不是满足于自己食用早御稻，“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才是他的心愿。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康熙将收于山庄御瓜圃的一石早御稻种发给曹雪芹的父亲、江宁织造曹和苏州织造李煦，令二人在江苏试种。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彻底改变江南一季糯米、一季稻米的种植习惯，以便大面积提高每亩的产量。第一年，因人们还囿于往年的种植经验不敢提前播种，致使一季稻丰收，二季稻未熟便遇上天气降温大风，收成少了些。康熙听说后，第二年便派出直隶有经验的种稻老农专下江南，提前至三月开始插秧，使得全年稻田均获丰收。这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得到佐证。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种五十亩双季稻，早稻“六月初四收割，每亩得稻子三石七斗”；“六月十六日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九月十五日收割”，因两天大风，“每亩只得稻子一石五斗，两季共亩产五石二斗”。李煦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便与第一次所收无异，但可以收到三石之外矣。”康熙五十六年，苏州又种双季稻八十亩，第一季“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第二季“十月初二收割，每亩得稻子二石五斗”，“合计亩产六石六斗”，每亩比上年总计多收一石四斗，比以前丰收时的一糯一稻每亩多收近三石。
从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开始大面积推广两季稻。最初产自江南的稻谷，经康熙在京都西苑丰泽园精心培育，再经避暑山庄御瓜圃试种和蓝理、赵宏燮的大面积推广，终于又最后改变了长江两岸一季糯一季稻的种植传统，大面积提高了农田单位的产量，为康熙和以后雍正、乾隆等各代皇帝减免税赋的“仁政”提供了物质保证。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康熙发出圣旨：“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这道圣旨发出仅一个月，康熙怕在免除陈年积欠之时田主侵犯佃农利益，又补发一道明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
正当康熙决心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各省的钱粮免征一遍的时候，又于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做出了一个自我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君主敢于做出的决定：“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这即后世人们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