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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书屋2004-12-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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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7〕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中央政闻公正灵敏,世有定评,益将自勉。宪法会议二读会开议在即,本报指派专员旁听,当日笔记寄津,次日与北京各报同时揭载,决不落后,而详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访员,或委托妥友,重要新闻随时报告,藉使读报诸君周知南北大势。(三)设‘特别记载’栏,随时介绍海内外名流意见,使读者兴趣横生,多得实益。(四)特设实业教育专栏……”
  1月28日,也即旧历年后几天,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是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且采访对象不限于中国人,也有外国在华名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为表示郑重,每期都会标明:“内外各报有转载本栏记载者,请书明系由本报转录。”第一天发表的谈话笔记是采访李经羲〔8〕,题为《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舆论哗然,竟至于有人说:“《大公报》为李九先生作机关报矣。”之后的几天,报纸连续刊出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弧〔9〕,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君、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的访谈录。其中一些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1月30日梁启超在谈到今后的社会事业时指出国人精神上的两个弱点,一是思想卑下,一是思想浮浅,称这种精神的病根不除,则多一种主张即多一重争执,多一人活动即多一重纷扰。无论如何终归无望。他为此提出两条针对性的救济方法,一是人格修养,一是学问研究法。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仍不失其启发意义。1月31日发表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不仅亲自翻译并且在前面写了几句话。无疑,神田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也正是他的希望。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2月1日,“特别记载”发表北大教授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2月5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谈话,倡导职业教育,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想。在胡政之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报人兼容并包的气质。
  在推出“特别记载”的同时,1月28日《大公报》推出“实业专纪”,发表《模范公司节省经费之实例》、《中国畜牧事业》等文。1月29日,又推出“教育专纪”,其人有日本学者的《科学的教育》、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等。以后,两种“专纪”一直坚持隔日刊出一次。
  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当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
  早在1916年11月10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
  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
  身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本人经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在报业史上也有开创性。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但也因此对报纸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评论是报纸的生命线。自1917年11月7日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论评《财政与外交》以来,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1916年11月9日,他在《诚意政治》论评中,批评中国政治缺乏诚意,总是以玩弄权术为能事,并对段祺瑞所谓尊重民意机关的承诺寄予厚望,对伍廷芳这个“敦厚诚实的老人”进入内阁表示欣慰。这时是他进入《大公报》之初,对军阀政府尚抱有一定的幻想,下笔时对“北洋之虎”段祺瑞难免有些好感。
  经历张勋复辟的丑剧,经历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后,到1918年,他的论评就冷峻得多了。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他称之“欧战”),世界面临着新的变局,反观中国,则仍“以古色古香之政治自娱”。他在“时事杂感”《征聘旧人》中批评徐世昌上台后,执政的大半是前清旧人,完全没有了解新思想的能力,更不足以应付新潮流。在《又一暗流》中,他回顾了民国成立七年以来,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抵任感情而不任理性,问利害而不问是非”,指出在他们投机图利的私心支配下,时局只能纷扰不已。他因此感叹:“中国人聚两人必闹意见,聚三人必分党派”,称之为“亡国之国民性”。
  在《国内永久平和之前提》中,他直言“南北一丘之貉,结果不能相远”,所谓调和只“不过北方官僚与南方军阀朋分权利而已,与平和二字固全不相干也”。他谆谆地劝告政客“抱定宗旨,从社会上做功夫,就地方上寻事业”,劝告当国的官僚“放开眼光开放全国政治,容纳新进有志者之活动”,寻求真正的政治和平之途。在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注定了当时没有人听,事后也没有人再去注意。
  胡政之对于中外关系非常重视。1916年11月,天津各界反对法国殖民者任意扩张租界、侵犯中国主权,一时震动全国,《大公报》连续追踪报道。他本人从11月10日到12日连续发表评论《老西开交涉之研究》,谴责法国租界的无理要求,批评政府的措置失当,称其“对内则一味秘密,以愚国民;对外则求保体面,自欺欺人。外国列强知其奥妙,所以弃名求实,无不得逞。至于国民,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劣根性也很突出,事前绝不督促当局,注意为未雨绸缪之计,交涉起后,又缺乏事实之研究,多为理想之壮言”,等到事过境迁,则早把一切忘到脑后。在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之外,事实上的损失更不知有多少。他不无沉痛地指出,如果政府、国民不根除劣根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同年12月6日到7日,他就日本问题连续两天发表《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当时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寺内竟出人意外地提出“中日亲善”,胡政之呼吁日本要先有亲善之实,以事实表示诚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同时,他认为仅有政府的亲善是不够的,还要国民的亲善。“日本新闻家应当刷新其对中国评事论人之态度”,日本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盈之气也要改变,否则不可能与中国人握手言欢。他的结论是:“政府亲善易而国民亲善难,在恶感已深之时言国民的亲善尤难。”所以他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有相当的觉悟和忍耐性。
  1917年2月6日,《大公报》以《美德间之战云勃起》为题,刊载了大量有关外电对此事的评论。第二天,又以《日紧一日之美德关系》为题,对方方面面的反应作了详尽报道,比如美国政府的态度、英美欢欣踊跃的民情、德国致美国的通牒全文及其附件等。2月9日的《美德国绝交后与中国》报道,就是对在华的英国、德国等相关国家人士的采访实录,“消息正确与灵敏”。其时,英美等国要求北洋政府参战,中国尚未作出决定。英国方面的议论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
  1918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月,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旅游漫记》,详细报道中东路问题及西伯利亚出兵等实情,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
  他算得上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那时就开始重视国际问题,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评论,特别是他自己署名的那些评论,都有相当预见性,比他对内政的评论要重要得多,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进入《大公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始终关注这次战争带来的变化,并洞察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1918年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内外暗潮》等论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向国人郑重发出警告:“彼日本已布置地盘,则问题本身之我国人,顾安能久于闭门自杀坐待处决耶?”“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
  一战告终,他在《世界之新纪元》中提出: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应打破锁国的旧思想,了解新时代的新思潮;二、新时代的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主义都是为抵制强权而设立,不是用来奖励自暴自弃的国民,必须自己争气;三、酷烈的大战虽已停止,而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的激烈,绝不在战争之下,中国应“急图自全之道”。
  三
  《大公报》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也引人注目。
  1917年7月1日,张勋带辫子军悍然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果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任命官吏的种种、北京的秩序、清皇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都作了详细的报道。饶有意思的是,“传闻大内得复辟消息,世太保、清太妃等均大哭,云每年四百万元恐亦难保云”。当天,胡政之就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论评《复辟》,寥寥数语,冷静而不失乐观:“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一天在第二版还有一篇署名“无妄”的时评,甚至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之后,《大公报》每天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直到闹剧在一片叫骂声和武力讨伐声中匆忙收场。7月3日的大标题依然是《共和果从此告终乎》,报道北京报界已失去言论自由;张勋传出上谕,要不断地封官晋爵;“北洋之狗”冯国璋在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了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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