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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4-12-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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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了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新闻”也刊出梁启超反对复辟通电的全文。在论评《两日来之成绩》中,胡政之列举了复辟的“成绩”:恢复红顶花翎、三跪九叩、总督巡抚大学士;新增“忠勇亲王”一尊;骇走北京住民数千;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等,生动地记录了复辟闹剧中的种种丑态。
  7月4、5两日,《大公报》连续以《讨贼之师起矣》为大标题,报道段祺瑞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布告,称马厂誓师讨贼,北洋军界发表全体公启,汤化龙、蒲殿俊、蓝公武、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等个人或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也发表了反对张勋此举的电文。各地军阀四起响应,到7月5日,马厂军队一出发,北京城即已是一片“愁云惨雾”。
  在7月4日的社论《敬告国人》中,胡政之指出,复辟闹剧使“国家人格扫地几尽,人类价值因以锐减”。7月5日,他在论评《忏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固死有余辜,然使张勋敢为今日之举者,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
  7月6日仍是“薄海争传讨逆声”,《大公报》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胡政之说:“今日乃军人拼命之会,非吾侪弄笔之时,做文章、打电报均是多事。”
  到7月7日,闹剧即将告终,张勋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欲乞降而不得。《大公报》在《逆贼无死所矣》的大标题下详尽报道了全国各地各方面对此的反应。7月13日,《大公报》以《讨逆功成》特大标题发布了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残余辫子军被遣散等消息。
  多年后,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文中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增,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1917年7月5日刊载的《本报特别启事》可以为证:“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因为印报机是人工手摇的,没有用电力马达,所以工人日夜印刷不停。至此,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还不到一年,发行量已过万份,成为英敛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过去一些介绍胡政之的文章常说他曾亲临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现场采访,但从当年的报纸上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而关于马厂誓师的报道应来自梁启超。1931年,《大公报》发表的《从一号到一万号》一文也明确说,七月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精确明敏,段合肥马厂誓师之日,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与之俱,当日誓师情形,即任公书寄本报发表者也”。
  张勋复辟这一历史事件让胡政之思绪起伏。一年以后,他还写了《去年今日》、《国庆纪念感言》两篇论评。他感叹民国短短七年,从武昌起义、南北统一、国会开幕到云南举义和讨伐张勋复辟,“国庆纪念日”竟有五个之多,并认为打破袁世凯称帝梦、粉碎张勋复辟和结束满清王朝的意义同样重大。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胡政之远在巴黎采访,《大公报》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样足以名垂史册。
  5月5日的《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以《北京学界之大举动》为题及时报道了五四当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其中就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有学生游行、集会时的口号、标语、誓词等等。而在此之前,5月1日就曾刊出《山东问题之大警报》。
  5月6日至9日,《大公报》连续跟踪报道“学界争青岛之昨闻”,对学生被捕、各方态度都有如实的记录。通过这些第一手的报道,后人不难发现,五四学生运动纯粹是外交问题引起的,毫无复杂的背景,没有组织,完全是自发行为。可见,比照报纸版面上同时刊登的那些不无肃杀之气的政府“命令”,《大公报》的立场是明确的。
  5月7日,《大公报》刊出胡政之发来的《巴黎专电》,其中说德国已声明放弃属地:“28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这条专电本来是他4月29日从巴黎发出,但姗姗来迟,5月6日才到达天津,对五四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5月9日,《大公报》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阁员总辞职说》,称8日午后外间纷传现内阁阁员已提出总辞职,并说是国务会议上议决的,其理由是外交失败,因而引咎辞职,详情尚未探悉。
  评价一张报纸,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使没有胡政之那些革新的努力,就凭它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大公报》1916~1920年的那段历史一笔抹去。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躬逢这一盛会。其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美、英等国有二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1918年12月动身,于1919年1月23日到达巴黎。从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也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胡政之关于巴黎和会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他就指出,国家没有实力,不能自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连代表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代表五人,二等国有三人,三等国仅二人。胡政之目睹强国专制的实况,情绪激荡,终于发出了“国之不可不自强也”的呼号。
  在《外交人物写真》中,几个中国“专使”莫不形神毕露,他们虽都是算得上“外交人才”,“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为了争代表席次先起了一场风波,接着,陆征祥离职出走,闹了个更大的笑话。胡政之因此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尚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小国家说句话,但在“五强”中却显得孤立。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竟然只参加过三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作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尽管中国代表做了不少努力,无奈英、法早与日本有勾结,美国也不可能竭力为中国谋利益,结局早已注定。在一系列奔走、让步都归无效之后,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为“抵拒国际专制主义”,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6月28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签约会盛况空前,出席的记者就达四百多人。中国人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以记者身份在场,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写下了感人的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发表在当年9月3日至6日的《大公报》)。
  那天的会场,代表席上留给中国代表的两个空位,直到午后三点依然空着,胡政之断定中国代表不会来了,他和谢东发分别告知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路易·乔治的蛮态都和平时一样,只有克里孟梭很不高兴。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的,有来问胡政之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
  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各通讯社发送通告,称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四十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新闻稿由谢东发以精警简短的法文书写,巴黎各报多数采登。其中有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批评法国政府一味敷衍日本,将给远东带来后患。法国民报(Le
  Journal du peuple)甚至刊登了一幅讽刺克里孟梭的插图。
  挟五四的风雷,中国代表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啻是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和英法等列强一个响亮的耳光。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
  采访巴黎和会的经历令胡政之一生难忘,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多少年以后,他在动员萧乾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欧洲战场时还动情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我赶上,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被你遇上了。”
  和会结束,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在欧洲各国采访。从1918年到1920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欧美漫游记”,对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都有细致、深入的观察。
  五
  欧美之旅进一步开阔了胡政之的眼界,回国不久的1920年7月,他就在《大公报》发表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中提出:“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
  向国人普及世界知识,加强系统、可靠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胡政之在百年报业史上算得上是先驱。在上海报界欢迎会上,他就指出:“我国人与外国人隔阂太甚,必须注重国民交际。”而通过报纸普及世界知识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所以他一回到天津,即着手改造《大公报》。除了注重国际新闻的报道外,他还孜孜“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认为英国国民富于政治能力有赖于报纸对国事的详细记载,久而久之养成了英国人丰富的政治常识。他说:“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他以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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