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负“大公”之名，做社会的公仆自任，决定开辟“社会之声”栏目，作为“社会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专收外稿，为民呼吁”，传达社会各界的声音。在“政治腐败，国民失望”的中国，他以《大公报》为公器大力提倡改革、寻求精神解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尝试。
从７月１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每天都有的“思潮”栏目，内容涉及科学、文学、哲学、法律、政治、社会学等。当日的“宣言”中说：“本报为顺应世界潮流，提倡文化运动，故特辟思潮一栏，用研究的精神求事理的真诚。不搀派别的意味，为一家一说张旗鼓，愿陈列其所知以供社会的批判。不愿矫饰其说，诱致社会于盲从。”此外，“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两个栏目是交错刊出的，前者发表的文章如《欧洲人之废战运动》、《日本自由劳动者组合之真相》、《劳农俄国之真相》等，后者如《商业上英美之争霸》等，大体上都是有关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度报道。
７月２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一文，认为中国处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必须对于旧势力足以自立，然后对于新势力乃有所建树可言”。要想自立，首先是平息内乱，修养民生；其次是充实国防。但他所说的“充实国防”不是专指练兵，他认为只有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工业发展，“有强健之国民，坚实之组织，则矗立世界潮流中，自可安然无虞”。
其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出世，他即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中他已提及《共产党宣言》（即《公产党宣言书》）。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论评中，他说：“中国自来四民平等，匹夫而傲王侯，布衣而致卿相，未尝有阶级也。……中国本无欧洲之历史，复非欧洲之社会，若强将西方社会主义之说，移植中土，此与创造历史、创造社会无异，其为不当，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因此他提出中国的改造“当根据中国之历史国情，参酌世界之潮流趋势，采特殊之方针，取资本主义之长处，以谋殖产兴业，行社会主义之精神以弭社会革命”。“抑今日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于此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
事隔八十多年，经历无数的风云变幻之后，重温他当年的思考心得，确实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判断容或有不当之处，他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但他对民族命运忧戚之至诚，却不因时势的变迁而淡化。在这篇文章最后，他提醒国人要防患未然，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抚今追昔，这些恳切之语不禁让人无语凝噎。
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和《本报改造之旨趣》看作是胡政之一年半来欧美漫游、考察的总结，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以及改造中国、改革报纸的基本主张，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正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后来，皖系在战场上迅速战败，８月１２日，王郅隆在仓皇出逃日本前夕发表声明，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也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离开了他曾寄予希望的《大公报》。等到８月２０日，“改组”后的《大公报》复刊时已面目全非，“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都消失了，连报头的字体也变了样。此后的《大公报》自然不会受皖系军阀的控制，更不可能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０年８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综观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其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其他进步报纸，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也证明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了，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跨了。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是什么“安福系的机关报”，但其老板王郅隆与“安福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完全摆脱一个政治派别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六年后，当胡政之故地重来，和张季鸾、吴鼎昌联手盘下已倒闭的《大公报》时，办一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走言论报国之路的酝酿早已成熟。以后《大公报》每一页的辉煌几乎都离不开胡政之的努力，他早年那些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对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的重视等）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载王芝琛、刘自立编：《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安福系”：１９１８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史称“安福系”。
〔４〕〔５〕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页。
〔６〕《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第１９４７年１１期。
〔７〕《大公报》复印件，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１９１６年—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８〕李经羲（１８６０～１９２４），李鸿章之子，１９１７年６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７月被免职。
〔９〕张弧（１８７５～１９３７），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政署署长、财政总长等职。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 范 泓不久前，读到过一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这是文章的主标题，副标题是“兼说从‘中统’专员到图书馆馆长的童世纲”。散木的文章说了两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点到为止，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也谈到了此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同居住在泰国……吵着要来美国，一人还好办，来去方便，夫妇两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适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岗再就业对他不是难事”。这里所谓“下岗再就业”，指的就是１９５０年胡适受聘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件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唐德刚出语一向轻松诙谐，话中有话，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胡适出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好像出自一种“无奈”似的。虽然美国人在面子上“还算相当尊敬”，但在敷衍胡先生之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唐德刚由此举了一例：一次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高层人物共进午餐，此公这时正在罗致人才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唐德刚建议不妨请胡适来帮忙，谁知那人竟微笑着说：“胡适能教些什么？”胡适先生做过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著述等身，又当过几年中国驻美大使，一些美国人对胡适却似有天然“隔膜”，如此“敬而远之”（唐德刚语），可见当时美国文化学术界在对待华人学者时的一种疏离态度。不过，具有远见卓识的胡适先生则不加理会，不仅做了近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还做了十年的“荣誉馆长”（１９５２～１９６２）。近读１９７５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期，刊有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先生撰写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文，方知胡适先生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个规模不大的“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其真正的动机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认定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图书馆，目的是“为了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让它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放异彩，既成为研究中国医学、药学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为传播中国一般文化的大众场所”（陈纪滢语）。１９５２年秋天，胡适先生在去职之前，曾经郑重其事地对自己的忠实助手、继任者童世纲说过：“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世纲自接任馆长一职后，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将近二十五年，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说的“十年”，还获得了“终身名誉馆长”之荣誉。童去世后，校方为表彰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馆内借书台上竖起了一个铜牌，有“凡来此借书者，都应该感谢童博士”云云。童世纲早年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图书馆系，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中统”的一位专员，估计没少做过违背己愿或众意的事情。但在历经了人生的沧海桑田之后，终于在海外“学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其中无疑有着胡适先生对他多年的教诲和信任。童世纲后来编撰过一本《胡适文存索引》，是否抱以对胡适先生的一种终生感激亦未可知。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第二大收藏中国图书的场所。它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偶然，且又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这里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尔·葛思德（Ｇｕｉｏｎ ＭｏｏｒｅＧｅｓｔ，１８６４～１９４８）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他来华延揽生意时，因久患绿内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青光眼，作者注）而屡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了信心。后与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Ａｄｖｉｓｅ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ｒｖｉｎ ＶａｎＧｉｌｌｉｓ，１８７５～１９４８）结识，在义氏的劝说之下开始试用一种由中国河北定州研制生产的品牌——马应龙眼药，想不到“霍然大愈”。从此，葛思德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于是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其代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不期而然地便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后来有人寻思“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之兴起，发现这完全是由于一小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