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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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的组织化
传统的道德（不限于中国），是对应着较单纯的生活和与人际关系结合密切的小组织产生的，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爱邻如己”。这类道德起点由个体出发，终极的目标则要求个人人格的完美，扩及社会，也只限于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因此传统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望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功效，则系于少数有德者，如曾国藩所说，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在传统圣化的社会，的确是如此。“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行下效，风吹草偃，在生活单纯的小组织里，少数人道德的感化，是可以收到效果。但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如果把人的爱心和慷慨，仅由面对面的方式表现，把移风易俗的重任，仅寄望于少数有德者，我们很难想像这个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的爱心与慷慨，业已利用科技的工具和企业化的大型组织在进行——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意思。道德经由组织系统的运作，可以不必用面对面的方式，就能达到救助远方人的目的。一个地方发生水灾或旱灾，现代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有组织的机构的操作，迅速地将物资运往灾区，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功效。谢恩说：“在这个时代，利率的些微变动，即会触发通货膨胀（伤害到收入固定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或是通货紧缩（造成失业），这证明仅说联邦基金储备会议需要好人来组成是不够的。当然那些人应该是好人——廉洁、献身人类福利，处事公正无私。但他们也同时应该了解财政和经济制度的复杂运作系统。该制度运作所产生的利害后果，其力量远大于其中分子作为的好坏。”这说明在现代经济生活里，组织化的道德，其重要性远大于个体性的道德。这自然不是说，个体性的道德不重要，“爱邻人就是直接亲自去帮助在需要中的人，这种面对面的善行永远都是重要的，人类社会绝不会因成长而不适于它”，问题在现代组织化的社会要求更多，只有组织化的道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个体性的道德与组织化的道德，实一根而发，这个根就是人类的爱心。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1）
人类学家潘乃德（Rath Benedict）在《菊花与剑》一书中，叙述一个日本小姐三岛在美国留学，因生活教养的不同，而引起许多困扰。经过三年的适应，她断定美国人是生活在“优雅的亲密感”之中，但亲密感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孟浪无礼的表现。所以只要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管其接受的程度多么微小，他们立刻发觉难以再忍受往日在日本所过的严谨生活，并把昔日生活称为失乐园、桎梏，潘乃德认为这是日本人德性的困境。也许上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但在今天，这种困境即使有，大概已不普遍。在国内，亲密感和拘谨感生活之间，似乎不曾演成严重的对立，在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的一代身上，早已丧失了拘谨守礼的生活传统。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些道德的困境。
一、尊卑与平权
这个问题在前面几章里，我曾一再提过。今日的教育，仍严格要求青年遵守传统“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念，青年人本身却因受现代化一些因素的影响，逐渐向往平权的生活方式。因此二者之间，无疑地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带来困扰。我在教室里，曾分别向两百多位学生做非正式的调查，获悉凡是与父母能融洽相处的，多半包括一个因素，即双亲对他们的态度很亲密，两代相处犹如兄弟、姊妹，很少使用长辈的权力。凡是与父母之间差距较大的，多半也包括一个因素，即抱怨双亲不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就使用权威。这些青年几乎一致欢迎两代间亲密相处的方式，有的青年甚至因父母能以平权的方式对待他们，而感到骄傲、自得。
中国传统一向是很重视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之间辈分差别的，据说这种长幼划分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在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在社会变化很少、文化相当稳定的传统时代，维系长幼之序的价值观念，是有它的经验依据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指导生活的，几乎全靠传统的经验，年长的生活经验自然就比较丰富，年轻人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指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师”。长幼有序既然能满足人的需要，那么教年轻人服从尊长的权力，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在今日变迁如此快速的社会里，新的知识比旧的知识更有价值，新的经验比旧的经验更能使人受益，青年人保持上一代的经验愈多，可能对新社会愈缺乏适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要教年轻人像传统那样服从尊长，有它事实上的难处。因此尊卑与平权，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传统的价值观念，多半只有在能帮助我们适应新处境时，才能被保留下来，否则不能。明知传统的一些原则，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仍勉强保持，就足以造成年轻一代生活的困扰。
二、自由与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倘若上帝不存在，则任何事情都会被允许。”这话自从被萨特引用过，似乎也跟着存在主义的流行而流行起来。青年人开始接受这句话，也许只能了解上帝不存在的好处，而不能了解当信仰上帝为世界主宰时，人们内心所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把大部分的责任交付给上帝，而免除人生重负的那份愉悦。这些是现代人再也得不到的了，因为现代人追求自由，希望自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人类最庄严的一次奋斗，但至今所能看到的，都是奋斗惨败的记录。当近代人最初感到宗教束缚形成人类发扬理性的桎梏时，于是渴望自由。几百年来，人类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但人类要为他自己所负的责任，也愈来愈沉重。现代化带来无穷的新问题，每一种问题都逼迫人类，要他为自己制造的问题负责，当人类不胜其负荷时，于是开始逃避自由。于是新的宗教呼声再起，新的极权主义勃兴，人类又企图走回头路，希望用古老的方式来解脱现代人心灵的重压。从存在主义者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肯定人是自由的开始，到心理分析揭发“逃避自由”止，正好反映出“上帝隐退”后人类的一段心路历程。
上帝存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事，但却无法逃脱自由与责任的困境。当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世界性的自由思潮时，感受到的约束不是宗教，而是传统的圣教，尤其是执行圣教的场所——家。在“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狂热追求自由时，家庭与父母成了他们直接的对头。青年们不曾想到，人增加一分自由，同时就增加一分责任。传统的婚姻，因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被认为不好，但也不要忽略掉，父母作主的婚姻，他们就要担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恋爱可以自由了，要自由就要独立，要恋爱就要承受挫折与打击，处处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只有少数人能胜任愉快，多数则饱经困扰。本来追求自由，可能是基于道德感，当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感到不胜负荷，甚至企图逃避责任时，再想维持原有的道德感，就变成相当困难的事。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2）
三、生与义
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老夫子提出的生与义之间的抉择，真是为人类揭出了一个道德上永恒的困境，任何时、地，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生存的环境大为改善，传统的宗教或圣教的控制日渐消逝时，人陷入这样的困境也就更深。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
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和经济成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增进了人类的欲求。物质性的欲望，必须求之于外，因此，求之越多，自我损之亦必多。当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以提高生活水平为人生重要目标时，则人生最紧要的抉择可能已不在生与义之间，而是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一个社会如果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仁德沦亡、道义消沉。
问题在人类社会从没有公然主张人可以舍义而取生的——如果能那样，人类的问题也就简单了。我们一面教育青年，在生与义之间应该有个抉择，必要时得舍生取义；一方面由于社会性的生之欲的压迫，使道德的心防越来越难以防守，于是陷入冲突之中，要维持生存，尤其要维持较好的生存，往往要放弃正直和道义，要维持正直和道义，就难免使生存遭受威胁。人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要如何抉择？这是人生的大关，善恶的分野。一个青年为了生存的竞争，而放弃正直，为了名位而抛弃道义时，富有同情心而又对社会环境了解的人，岂忍苛责！如果一个社会，人要保持正直和道义，都必须付出忍受孤独，甚至要以生命做代价，那么道德的把持很难期望于多数人。
生与义之间，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困境，现代人却陷得更深。
杜兰说：“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之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之日薄崦嵫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起，其后两百五十年间，希腊仍继续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之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奥理略之世（161—180），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当凯撒当政时（公元前60年），就政治上言，罗马是处于最糟乱的局面，但直到公元465年为止，罗马对野蛮民族并未完全屈服。”
第三部分现代生活的理想
阅读本章的读者，我希望先能了解下列几点：
第一，这里所说的现代生活的理想，不是“周公制礼”式的生活理想，由少数人甚至一人制作一些标准，要求多数人遵行，那样的理想或标准，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我说的理想，都普遍深植于人性之中，也就是说，在人类的本性中，都曾发芽滋长过，只因人类自身和环境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种种缺陷，遂使这些发芽滋长过的理想，迄未壮大起来，成为人类普遍的生活模式。
第二，现代生活的理想，并不是说在传统生活中没有这些理想，事实上这些理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中，都有过表现，甚至很杰出的表现，只是因受到各自不同社会、文化条件的约制，使这些生活理想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甚至由于文化偏见的普遍存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人类各自的社会过着与这些理想极端相悖的生活。
第三，现代生活的理想，除了和往昔一样，重视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外，更重要的是因它对人类潜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激励性。我们面对着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新社会，只有充分发展自身的潜能，才有希望将生活不断更新，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不致被它埋葬。
第四，人类的社会，从来没有像此刻更迫切需要这些生活理想，也从来没有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