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印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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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札幌农学校也有自己的〃名学生〃，那便是财政学家新渡户稻三、宗教家内村鉴三、植物学家宫部金吾、文学家有岛武郎。不过，农学校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E．C．Clark）似乎广为人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克拉克的临别赠言〃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Boys，beambitious！），仍回荡在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时间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归国），影响竟如此深远，颇有点韩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农学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聘请的初任校长又是原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业大学校长，随着农学校的学生在北海道开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开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维新最少争议的一大功绩。在设置开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开拓使学校于东京，第六年移至札幌并定为农学校，这些举措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象征须知那时整个北海道的人口仅有十万。百业待兴，首先想到的是花大价钱请外国教头，此事足见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第一。如今，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局外人，抚今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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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厕所文化
作者：　陈平原

　　今年的暮春时节，依旧是落英缤纷。有幸来到日本的〃北大〃讲学，而且就住在学校里的克拉克会馆，每天面对着克拉克铜像，不禁神往于那个开基立业、生机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绿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学校园，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迁建的。当初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演武场遗址，只留下一座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时钟台。那机械传动的大时钟还在运转，还在报时，还在提醒人们记往那个遥远的过去。我访钟台那天，春雨潇潇，绿荫中白墙红瓦，再蒙上一层水气，更显得温润可爱。雨天游博物馆，最大的遗憾是地上的污水迹。没想到介绍农学校和时钟台历史的展厅一尘不染，就连入门处也干干爽爽。看着雨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栏杆的妇人们，我有点怨恨起日本人的〃洁癖〃来。事后方才得知，这些志愿者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守护钟声并触摸历史。若如是，还真令人感动。　

　　从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游，居然接连见到好几处作为文物的明治学校遗址。熊本的洋学校建于明治四年，资历比札幌农学校还老，可惜只办了六年。不过，洋学校的学生德富苏峰后来接办大江义塾，门下又出了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我对九州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参观这两处遗址纯属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园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闲，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公园及旁边的洋学校教师馆。至于访大江义塾迹，则是因读洋学校的校史引起的兴致。　

　　游览心切，赶到洋学校教师馆时，尚未开馆。大概难得见到如此虔诚的游客，正在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决定提前开馆，并热心介绍。这下子可麻烦了，馆里始终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不好意思匆匆走过场，于是足足在这幢两层的洋式木楼滞留了一个多小时。日本的纪念馆大都布置得很认真，细看当然有好处；只是对于非专业的游客来说，一个多小时未免太奢侈了。　

　　同样是没赶上开馆时间，长野的那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筑摩山地的度假村开车回东京，路经中市，见到〃国史迹旧中学校〃标志，自是希望〃顺手牵羊〃。可惜时近黄昏，纪念馆已经空无一人。日本人大多守规则，因此只在入口处横一道矮矮的铁链。实在舍不得这个机会，假装不懂规矩，跨过去尽情游览。拜会了樱花和枯藤，也见识了洋楼和大铁门，可就是没记住学校到底建于何时，有何功绩。本以为既是〃国史迹〃，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辞典就行了；没想到翻遍各种有关教育的辞书，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其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修了多少纪念馆，建了多少纪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京西蔚秀园　

　　〃厕所文化〃　

　　写下题目，自觉有点滑稽。年来〃文化〃成灾，无物不以之为名，且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今轮到我来凑热闹，竟然将其与人所不齿的〃厕所〃连在一起，实在不雅。可我并无调侃的意思，真的以为〃厕所〃里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　

　　刺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是一次偶然的对话。说起每个城市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地人不觉，有经验的游客则一下飞机就能闻到。日本朋友说北京首都机场的味道是〃大蒜〃，并问我对东京成田机场的感觉，我答以〃厕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颇为不悦，后来我才知道，幕末来日的西方人，正是以此攻击日本人的〃不文明〃。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热衷于推销其文化，没想到被我揭了〃伤疤〃。　

　　其实，我没有那么刻薄，说〃厕所〃指的不是臭味，而是香味。在日本，不管是机场、剧院，还是旅馆、酒吧，厕所都非常洁净，而且洋溢着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很容易分辨，以至我不用看标志也能找到厕所。主人一听解释，忙说〃过奖过奖〃；其实我的话里褒中有贬。以我迂腐的见解，过犹不及，厕所毕竟不是闺房，太香了让人感觉不自然。　

　　东京的雅叙园是专门举行婚礼的大饭店，装饰很华丽，最让我惊叹的是厕所。除了必不可少的香味外，更因其小桥流水、修竹扶疏。关键时节，眼前掠过一倩影，不免胆颤心惊。据说，借〃扶疏〃的修竹作屏障，此创意得之于江户时代的便所；不过既已置身于现代化大饭店，自是不能不着力〃雅化〃。此厕所大受赞扬，我却甚不以为然，以为其俗在骨。我喜欢虽也修饰但不大夸张者，比如京都的〃天喜〃：顾客酒足饭饱，穿上木屐，在因灯光昏暗而显得有点幽深的小石板路上走十几步，来到干净得不必要使用香料的便所，那里甚至可以看得见星星、听得见虫鸣。　

　　倘若不是像我这样吹毛求疵，日本的厕所其实值得称赞。受那场争论的启发，旅行时颇为注意各地的厕所，除了东京高尾山上寺庙外的一处，居然未见特别污秽者，听说北海道还有专门评点本地各处厕所的书籍，可惜我没见到。不过，确实发现好多公共厕所的建筑风格很特别，看得出设计者挺用心。家用厕所里层出不穷的各种小玩意，更是提醒你日本人在此〃无关大局〃的小事上所花的功夫。　

　　记得夏目漱石曾将每日如厕作为人生一大乐趣，谷崎润一郎则称日式厕所为日本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者，其《阴翳礼赞》中有这么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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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沟道不通
作者：　陈平原

　　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谷崎君反对西洋厕所的铺瓷砖、安抽水马桶和净化设备，以为在那样通明透亮的地方解裤子，实在丑陋不堪，因而反过来故意渲染日式厕所的风雅与清幽。但谷崎君只说了厕所〃雅〃的一面，而不涉及其〃俗〃的一面，比如说如何处理雅人留下的不雅的排泄物，以及其先天具有的臭味。还有，对于没有自家〃庭院〃和〃绿树浓荫〃的平民百姓来说，谷崎君的设计未免过于奢侈。东京的〃深川江户资料馆〃里，有一座复原的江户末期庶民的公共厕所，附在本造的母屋边上，有顶盖故能避风雨，有灯笼故不怕黑夜。虽说够不上谷崎君的标准，但非常实用。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城来说，处理年三百万石的排泄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风雅不起来达官贵人则又另当别论。　

　　对比同时代北京的厕所，不难说明此等俗事之不易解决。孙殿起辑《北京风俗杂咏》中录有褚维垲的《燕京杂咏》，其中一首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说得更可怕：　

　　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屠宰市的积秽尚情有可原，都城之所以沟道不通，主要在于平日里一般居民付不起淘粪钱，〃故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居于荒山野岭或者深宅大院，如厕当不成问题。可对于庶民来说，解决〃臭气四达〃，比强求〃风雅〃重要得多。　

　　遗憾的是，此事大不雅，历代文人避之惟恐不及，以至难得详细的记载。读书人很容易想到钱惟演的〃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也不难记得欧阳修的〃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归田录》），可很少人知道宋人厕所建筑怎样，味道如何。这也难怪，此事虽十分重要，确实无法归类。〃岁时风物〃说不上，〃礼仪职业〃也无关，即使是有心人，也不知该如何记载。说起来和〃衣食住行〃中的〃食〃与〃住〃沾点边（如今成套的住房或营业的酒馆都必备厕所），可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并列温阁、松轩、茶寮、药室，就是不设厕所；至于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更不会考虑〃吃喝〃以后必不可少的〃拉撒〃。近人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好不容易收录了几则关于厕所的文字；只是无法归类，最后只能因其中一则提到雇人淘粪〃必酬以一钱〃，勉强将其归入〃市肆〃编。其实李先生心里肯定明白，厕所并非完全服务于商业往来。　

　　说来惭愧，我对于中国厕所的建筑特色，至今仍很茫然，无法与谷崎君对谈；至于对其除臭方法的最初了解，竟得之于一部大雅书。《世说新语》述石崇入厕，十余婢侍列，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王敦不知公主厕所漆箱里的干枣是用来塞鼻子的，竟〃食遂至尽〃，闹出大笑话。以干枣塞鼻，原料倒也不算太贵，就是感觉憋气。至于〃甲煎粉〃、〃沉香汁〃为何物，我没作考证，就怕弄明白了也买不起。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先人肯定也很重视如厕时的舒适感，只是因此事〃不雅〃而很少形诸笔墨，害得后人无从模仿或改进。此乃一大憾事。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厕所，是否比同时代的中国厕所优雅舒适，在找到确凿证据以前，不敢妄下结论。倒是十六世纪来日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一五三二一五九七）所著《日欧比较文化》，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的〃厕所文化〃。既然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