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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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帝王葬制方面的文字记录。
　　皇帝死后，何为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
　　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
　　葬式源于天象。
　　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帝王葬姿源于风水理论？
　　帝王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释迦牟尼“涅槃”影响中国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
　　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朱翊钧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据考古报告，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无法破译的帝王葬姿密码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南京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测，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专家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朱翊钧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专家大胆推测，认为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葬姿；不只朱元璋、朱翊钧是这样，明朝其他皇帝是这样的“七斗星葬式”。由于没有更的考古发掘，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
　　更大的问题是，就算朱姓明朝皇帝是这样的葬姿，秦、汉、唐、宋帝王的葬姿是这样吗？目前此仍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后记（1）
　　当提笔写“后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一个字“累”。
　　我并不是可以坐在家里写作的专业作家，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不谦虚地说，我都是将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里拿出来，再将休息时间挤一点，进行写作的。我目前供职于香港一家媒体，我的身份是“记者”。一边要采访报道，另一边要考虑“盗墓”，期间的思维倒换，是颇让我痛苦的。幸好，自己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这方面原始资料，正式写起来也并不太困难。
　　为了写这本小书，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些以前不看的“大书”，我就从头到尾翻了两三遍。至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异苑》、《太平广记》、《南村缀耕录》、《齐东野语》、《金陵琐事》、《子不语》、《白下琐言》等诸多古人笔记，看的遍数就更多了，本来想把参考书列在后面的，但我一看太多了，也没有时间列了。
　　每每阅读古人留下的这些文字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祖辈学人在写作时，没有我们现在的电脑，没有我们现在的电子书库，凭的就是博闻强记和一支秃笔，那要多付出比我们多多少倍的努力啊。而在感动之余，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再努力，给我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这本书的“构思”时间已很久了。
　　我最早知道盗墓大概在七八岁时，当时俗称“挖坟”，已是大陆“文革”后期。那时我住在乡下，当时农村物质贫乏，连柴草都紧张。有的农户没有柴草时，就去野荡里捡拾废弃的棺材板回家当柴划。燃烧后发出一股怪怪的腐臭味，一闻就知道那家在烧棺材板了。而更有木匠，就地取材，盗一些棺材板回家，做成家具出售。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喻姓木匠用棺材板做成的家具，被同乡人买给闺女做嫁妆，事发后，新娘家人顿觉不吉利，找上门讨说法，把木匠暴打了一顿。最后，木匠赔礼又赔钱，方了事。而从此木匠也不能再干了——他做出来的家具没有人愿买了。
　　此后，对盗墓就留心了起来。直到有了更多的阅读，才知道盗墓的久远和古老。
　　我并不是学历史和考古的。考大学时，报了南大的历史系，但因为120分的数学卷，仅考了54分，自然是没门了，只要不情愿地读了一所财经学校。但由于对历史的偏好，我对历史的关注和阅读更勤了。一点不夸张地说，虽然是财经专业，但我几年读下来，文史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历史系学生差，甚至更高、更扎实。
　　为什么现在才写？这要说说新浪博客了。
　　2006年元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新浪网的一个活动。当晚活动开始前，博客美女编辑小顾，拉住我不放，说我也是名人，请参加名人博客的写作。我当时只是礼貌性地应了下来并不想真写，我知道顾编辑这话是哄我写博客，我哪是什么名人啊。活动开始后，从来没有得过奖的我，却让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先生抽中了二等奖。我这一高兴，就开始写博了，起名为“梧桐树下戏凤凰”（网址blog。sina/laoni）。
　　开始时，我写采访中遇到的名人、明星什么的，还有一些文化现象。但我不久即发现不对劲，写“活人”会得罪人。想到我手头有多年积累的文史知识，于是我便开始写“死人”，写帝王陵、写风水、写盗墓。而巧的是，当时盗墓小说热刚兴趣，我的博文受到了新浪编辑的青睐和网友的喜欢，点击量激增，目前已突破了二千一百万。就这样，由开始的断断续续，直到系统地写作盗墓。
　　或许有读者会说我是跟风写作，实际上这是误解。
　　我至今连一本现代作者写的盗墓小说都没有看过，不少出版机构会把这类小说样书寄给我，让我写上几句评论或作宣传推荐，但我一般也就是翻两页而已，违心地说几句“写得不错”、“值得阅读”一类的捧场的话。
　　如果要是跟风，我这本小书在2007的这个时候，就该出版了。不过，我因为错过了盗墓小说的“热点”，却碰上了盗墓文化阅读的高潮，此时出版也正是时候。
　　再回签读者常质疑我写作的一句话：不好好研究现实社会，关注盗墓话题有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意思好大啊。古人讲，“事死者如事生”，反过来亦然；研究死人，就是研究活人。其中的道理我不用多说。比如大家现在喜欢谈的僵尸，为什么古人的尸体可以放置地下两千年而不腐，研究这个就会发现，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手段比现代还高明；再比如，盗墓史上不同时期的盗墓特征，明显存留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汉魏时期，官盗和民盗交织进行，盗墓者多如牛毛，说明这个时期社会很不稳定。而有的盗墓本身，也在客观上给文化的传承带来的进步。如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汲冢书》发现，就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者不准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两句要感谢的话。
　　一句是感谢我的媒体同行。有10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记者、编辑给我的新书写来了推荐语和祝贺的话。这些同行有的是我从业多年的新旧同事，有的我并非见过面，是我同事的同事。对于他们的热情鼓励，我受宠若惊，大名我请编辑已列在书后了，这里就不再一一提名致谢。
　　再一句，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庞总主编、姚远主任及葛忠雨、张海元编辑。在一开始，他们就在MSN上对我的写作给予热切的关注。在编校我的书稿子时，他们又花了很多心血，及至最终成书。
　　所以说，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共同努力，才让这本小书得到顺利出版。谢谢啦！
　　2007年12月4日
　　于南京鼓楼区郁金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