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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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则改成钢管，分成几截，每截以锣丝口或卡槽对接，如同石油探测时用的钻柄一样，想探测更深的地方时，就一节一节接起来。平时不用便拆开放在工具包里，行带方便，也不容被人发现。
长沙“窖工”成为盗墓者
洛阳铲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掘洞取土上，取土用普通铁锹更为方便。
洛阳铲第一功能是探测，在古代，盗墓者探测墓穴的工具是铁锥。铁锥比洛阳铲的实际作用还要大，但需要盗墓者拥有丰富的盗掘经验，才能发挥作用。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北四省》中有这样的说法，“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王士性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铁锥入而嗅之”。古代人的墓穴挖得都很深，一般不会少于10米，甚至挖到地下水层。
始皇帝赢政的秦陵便葬得很深。《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其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有学者推测深在500米以上，最保守的也认为深及50米。这么深的墓穴，用铁锥打下去探查是最便捷的，通过锥体带出泥路土的颜色和气味，盗墓者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墓葬，是什么朝代的墓葬，葬有多深。确定古墓存在后，在四周多打几个点，就能确定墓的大小，朝向、深浅等资料。
与洛阳相近的长沙一带，也是中国盗墓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洛阳的盗墓者以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闻名，长沙则以“土夫”（也称“土夫子”）名声远播。“土夫”是长沙地区职业盗墓者的特称，现代著名历史教授、考古专家商承祚对“土夫”作过考证，这些职业盗墓者的前身是给窑场取土的窑工。在长沙一带，古墓很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现代都有，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楚墓较为集中。
据商承祚的研究，这些窑工在取土时，时常会发现一些小古董，卖给古玩商也能发点意外小财。一而再，再而三，在金钱的诱惑下，窑工们遂“动起了盗墓之心”。由起初的“窑工”变身为“盗墓者”。
另一说“土夫”一开始是一群卖靠卖黄泥为生的农民。其所售“糯米泥”为黄泥中的上品，是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常在墓边走，不可能没有收获，墓内陪葬的财宝不时被发现，卖给古玩商所获之利比卖泥要来得多了。于是“土夫”们慢慢就有了贪心，干脆以盗墓为生。
对于古墓的年代，长沙“土夫”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如战国时期贵族大墓多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长期的锈蚀氧化，附近的土质就会发生变化。这种痕迹，盗墓行话称作“铜路”，根据“铜路”的变化，就很容易找出青铜器埋藏的地点。
封土性质的不同，也很容易辨别。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会有使用，也影响土质，会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
绳索在盗墓中的特殊作用
“洛阳铲”是盗掘古墓，特别是秦汉时期及以前古墓的利器，而“土夫”则是盗墓者的高人。关中平原上的不少古墓都挖在水位很高的黄土地上，盗起来相对容易些。在上面开一个长方形的洞次即可，这种形状的盗洞为古代盗墓者的传统开挖方式，俗称“关中式盗洞”。
长方形的洞口符合盗墓的实际需要，在盗洞两侧挖出一排排脚蹬，就很容易上出下入，而不需像圆形洞那样，以“狗姿”爬进爬出的。方形盗洞技术含量高，一般是“深挖洞”的结果；圆形盗洞，一般来说墓穴都比较浅，才打圆洞。现代的盗洞多为圆形，说明现代盗墓者与古代前辈相比，还真是“徒孙”一代。
但不论是那种类型的盗洞，都离不开一种工具，绳索。
绳索与洛阳产一样，也是盗墓者必备工具。一般用三股以上的大麻皮拧结出来，结实耐用。绳索有作用多多，一是用提土，再是系人，三来也方便运走盗得的物品。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焦四以盗墓致富”里提到，焦在盗掘一座古墓时，是这样使用绳索的，“焦乃选有胆勇者数人，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
当然，绳索也是一种杀人工具
有时需要外面负责望风和接应的人用绳索升降。如果地面上的人有贪心，斩断绳索，下面的盗墓同伙就成了殉葬，很难再爬上来。盗墓者被同伙害死在盗洞中的现象，考古中时常可以发现。
1961年发掘的武则天乾隆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在墓道内廓靠门一侧，有一倾斜为35度的洞穴，洞穴口有一具只剩下一堆骨架的死人残骸，坐状，尸骨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当时考古人员分析此为盗墓者的尸骨，推测他在把盗得的财宝用绳索递给洞穴外的同伙后，同伙起了歹心，为独吞盗得的财宝，抽掉了绳索，而把他堵在了洞里，致他不得出来窒息而死。
唐代盗墓者留下一把斧子
盗洞有方、圆之分，但打开棺椁的盗洞则普遍是圆形。
现代考古人员在发掘古墓时喜欢使用“大揭顶”的方式，就是把墓从上到下完全挖开，这实际是一种破坏式考古，被非议多多。2007年初发掘的安徽六安王陵一号汉墓，就是这种手法。
“大揭顶”后，六安王的内棺上圆形大盗洞，赫然出现。这个盗洞的形成非“洛阳铲”一类工具可为，应该是一把利斧。
斧子也是传统的主要盗墓之一，在原始人发明石斧之后，斧子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盗墓，“利斧不离身”。《太平广记·再生一》（卷375）“李娥复生”条，“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蔡仲使用的启棺工具就是一把斧子。
安徽六安汉墓有多次被盗的遗迹，灾难性的一次发生在唐代。现代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只碗，经鉴定该两件物品均出自唐代。据此，考古人员判断，唐代的盗墓者进入了该汉墓，并进行了破坏性的盗掘——斧子被推测为古代盗墓者的常用工具。
汉代入葬推崇使用厚厚的木质棺椁，“黄肠题凑”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对付木质葬具，最好的东西就是斧子，安徽六安汉墓中出现唐代盗墓者留下的斧子并不让人意外。
“鬼吹灯”现象是可信的
目前盗墓类的“悬疑小说”颇受年轻读者喜爱，“盗墓小说”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保留品种之一。《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作品里都有“盗墓”的身影。
“三言二拍”是明代的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