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叶永烈)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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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