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说昆曲 作者:白先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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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界牌关》是他的拿手绝活。“浙昆”保存的传统剧目非常多，像明朝汤显祖《紫钗记》的《折柳阳关》，明朝吴炳《疗妒羹》的《题曲》及汤显祖《牡丹亭》的《拾画·叫画》等，历代剧作家的心血精华我们都竭力保存。
白先勇： 我从资料上知道，在清末“全福班”及稍后的“昆曲传习所”，他们能演出的剧目大约有四百三十二出折子戏，但我听“浙昆”的张世铮说，现在演员能演的、还有经常演出的，已经不到两百出了。能保存的戏码急遽递减，而老师傅也逐渐凋谢，像汪世瑜、王奉梅、华文漪、蔡正仁、张继青他们这一辈受到俞振飞、周传瑛、朱传茗等“传”字辈老人的熏陶，能得到最完整的训练，但在他们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师资了。希望我们能让这些优秀的演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文化及教育当局能与他们合作；或者教导学生薪传昆曲的火种，或者留下完整演出的录像带，做一份最完整的昆剧资料，这些都是非常迫切的工作。宋词、元杂剧的唱法都已失传了，如果昆剧不及时抢救，也会在我们手上消失。前几年我到南京讲学，遇到名剧作家陈白尘老先生，他就非常激动地说：“大学生以不看昆剧为耻。”
的确，昆剧更应该像日本的能剧那样受到保护和重视；希望这次浙江昆剧团来访，我们除了听曲看戏外，能更进一步地认识昆剧在我国文化上深层的意义，及早动手抢救这些祖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姚白芳 记录整理
原刊于1993年12月26日《联合报·副刊》
第二部分第4章 白先勇说昆曲（一）
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上昆”刚排好《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亡，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发觉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自公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喝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的上层文人投入剧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是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留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职业演出只靠了数十位“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在苦撑，抗战一来，那些艺人流离失所，昆曲也就基本上从舞台消失。战后梅兰芳在上海那次盛大昆曲演出，不过是灵光一现。
第二部分第4章 白先勇说昆曲（2）
南京在明清时代也曾是昆曲的重镇。《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写风流名士杜慎卿在南京名胜地莫愁湖举办唱曲比赛大会，竟有一百三十多个职业戏班子参加，演出的旦角人数有六七十人，而且都是上了妆表演的。唱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的有钱人闻风都来捧场，雇了船在湖中看戏，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这一段不禁教人看得啧啧称奇，原来乾隆年间南京还有这种场面。夺魁的是芳林班小旦郑魁官，杜慎卿赏了他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这位杜十七老爷，因此名震江南。金陵是千年文化名城，明太祖朱元璋又曾建都于此，明清之际，金陵人文荟萃，亦是当然。
二
一九八七年重游南京，我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的拿手戏“三梦”──《惊梦》、《寻梦》、《痴梦》。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已经久闻张继青的大名，行家朋友告诉我：“你到南京，一定要看她的‘三梦’。”隔了四十年，才得重返故都，这个机会，当然不肯放过。于是托了人去向张继青女士说项，总算她给面子，特别演出一场。那天晚上我跟着南京大学的戏剧前辈陈白尘与吴白两位老先生一同前往。二老是戏曲专家，知道我热爱昆曲，颇为嘉许。陈老谈到昆曲在大陆式微，愤愤然说道：“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开放后，中国大学生大概都忙着跳迪斯科去了。当晚在剧院又巧遇在南京讲学的叶嘉莹教授，叶先生是我在台大时的老师，我曾到中文系去旁听她的古诗课程，受益甚大。叶先生这些年巡回世界各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抱着兴灭继绝的悲愿，在华人子弟中，散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苗。那天晚上，我便与这几位关爱中国文化前途的前辈师长，一同观赏了杰出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的“三梦”。
张继青的艺术果然了得，一出《痴梦》演得出神入化，把剧中人崔氏足足演活了。这是一出高难度的做工戏，是考演员真功夫的内心戏，张继青因演《痴梦》名震海内外。《痴梦》是明末清初传奇《烂柯山》的一折，取材于《汉书·朱买臣传》及民间马前泼水的故事。西汉寒儒朱买臣，年近半百，功名未就，妻崔氏不耐饥寒，逼休改嫁，后来朱买臣中举衣锦荣归，崔氏愧悔，然而覆水难收，破镜不可重圆，最后崔氏疯痴投水自尽。这是一出典型中国式的伦理悲剧：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说希腊悲剧源于人神冲突，中国悲剧则起于油盐柴米，更近人间。朱买臣休妻这则故事改成戏剧也经过不少转折。《汉书·朱买臣传》，崔氏改嫁后仍以饭饮接济前夫，而朱买臣当官后，亦善待崔氏及其后夫，朱买臣夫妇都是极厚道极文明的，但这不是悲剧的材料。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最后却让朱买臣夫妇团圆，变成了喜剧。还是传奇《烂柯山》掌握了这则故事的悲剧内涵，但是在《昆曲大全》老本子的《逼休》一折，崔氏取得休书后，在大雪纷飞中竟把朱买臣逐出家门，这样凶狠的女人很难演得让观众同情。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出本改得最好（剧名《朱买臣休妻》），把崔氏这个爱慕虚荣不耐贫贱的平凡妇人刻画得合情合理，恰如其分，让张继青的精湛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她能把一个反派角色演得最后让人感到其情可悯、其境可悲，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真功夫了。张继青演《朱买臣休妻》中的崔氏，得自“传”字辈老师傅沈传芷的真传。沈传芷家学渊源，其父是“昆曲传习所”有“大先生”尊称的沈月亭，他自己也是个有名的“戏包袱”，工正旦。张继青既得名师指导，又加上自己深刻琢磨，终于把崔氏这个人物千变万化的复杂情绪，每一转折都能准确把握投射出来。由于她完全进入角色，即使最后崔氏因梦成痴，疯疯癫癫，仍让人觉得那是真的，不是在做戏。《朱买臣休妻》变成了张继青的招牌戏，是实至名归。我们看完她的《痴梦》，大家叹服，叶嘉莹先生也连声赞好。
第二部分第4章 白先勇说昆曲（3）
在南京居然又在舞台上看到了《游园惊梦》！人生的境遇是如此之不可测。白天我刚去游过秦淮河、夫子庙，亦找到了当年以清唱著名的得月台戏馆，这些名胜正在翻修。得月台在秦淮河畔，是民国时代南京红极一时的清唱场所，当年那些唱平剧、唱昆曲的姑娘，有的飞上枝头，变成了大明星、官太太。电影明星王熙春便是清唱出身的。得月台，亦是秦淮水榭当年民国时代一瞬繁华的见证。我又去了乌衣巷、桃叶渡，参观了“桃花扇底送南朝”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
重游南京，就是要去寻找童年时代的足迹。我是一九四六年战后国民政府还都，跟着家人从重庆飞至南京的。那时抗战刚胜利，整个南京城都荡漾着一股劫后重生的兴奋与喜悦，渔阳鼙鼓的隐患，还离得很远很远。我们从重庆那个泥黄色的山城骤然来到这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的名胜古迹，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永远不会忘记爬到明孝陵那些庞然大物的石马石象背上那种亢奋之情，在雨花台上我挖掘到一枚脂胭血红晶莹剔透的彩石，那块带着血痕的彩石，跟随了我许多年，变成了我对南京记忆的一件信物。那年父亲率领我们全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