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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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
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
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
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
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
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
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
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
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
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
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
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
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
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
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
，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
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
，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
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
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
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
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
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
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
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
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
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
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
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
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
》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
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
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
”，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
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
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
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
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
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
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
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
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
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
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
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
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
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
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
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Ｌａｍｐｓｏｎ）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
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
，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
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
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
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
指挥。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
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
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
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
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
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
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
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
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
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
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
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
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
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
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三
中央特科建立场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
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前面提到特科依靠内线迅速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
那个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杨登瀛成了党的叛徒的克星。
一九二八年八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
。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
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
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
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
这处秘密机关有七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
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