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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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代初，苏黎世的市民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市政厅。他们深信这座市政厅将能永远满足他们今后的需要。事实上，这座市政厅曾受到保守分子的尖锐攻击，认为它即使不算是好大喜功，也是巨大浪费。虽然瑞士的政府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的发展要慢得多，但是，如果不是估计过高的话，目前瑞士政府的各种机构所占用的面积为七十五年以前显得那么宏伟的市政厅的十倍以上。
职工的社会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的每一个市民一般就是一个受雇者。他为多种机构中的一种机构工作。他把这些机构看成他的衣食之源，是他的机会所在，是进身社会并发挥作用的级梯，是实现个人满足和成就的场所。
1900年的市民，如果受人雇佣，他工作的场所也只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式的经营组织、雇用一两个助手的小型的夫妻店、家庭的家务等。而当时绝大多数人（除去象英国或比利时这样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以外）当然是在农场中工作。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职工社会。在1900年代初，人们问，“你从事什么行业？”现在他们会问，“你在为谁工作？”对于多种机构的社会及其新的多元主义，我们既没有政治理论，又没有社会理论。事实上，它同还统治着我们的社会观点和我们处理政治及社会事件的方式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是相矛盾的。我们仍在应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博丁（Bodin）、洛克（Locke）、休模（Hume）和哈林顿（Harrin6ton）等人所提出的政治和社会模式：除了唯一的中央政府以外，社会上不存在其他的权力中心和自主性的机构。现实早已超越了这种模式——但它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模式。
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适合于新现实的新理论。因为，一种新理论不同于无聊的揣测和模糊的梦幻，必须在事件发生以后才能形成。它把我们已经学到的、已经达到的、已经完成的加以归纳整理。但是，我们又不能等待我们在有了所需要的理论之后才行动。我们必须行动。我们必须运用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东西。而且有一点我们是确实知道的：管理是新机构的一种特殊器官不论这种机构是工商企业，或是大学、医院：或是军队、研究机构，或是政府机关。如果各种机构要发挥作用，管理必须有效。
“管理”（management）这个词是极难理解的。首先，它是美国特有的一个词，很难以成其他语言，甚至难于译成英国的英语。它表明一种职能，但同时又指承担这种职能的人。它表明一种社会地位和阶层，但同时也指一门学科和一种研究领域。
但是，即使在美国的用法中，管理这个词作为一种术语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工商企业以外的其他一些机构通常并不叫管理（management）和经理（manager）。大学中叫校长，政府机关中叫部长或处长，医院中叫院长，军队中叫司令官，其他机构叫主管，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有着共同的管理职能、共同的管理任务、共同的管理工作。这些机构全都需要管理。在所有这些机构中，管理都是有效的、能动的器官。
事实上，机构本身只是一种虚构之物。它是一种会计的实体，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实体。当某个政府机构发布某项法令或决定时，我们完全知道那是机构中的某些人在做出法令或决定，是他们代机构而行动，是作为机构的有效器官而行动。当我们讲通用电气公司关闭一家工厂时，当然并不是指公司在作决定和行动，而是指公司中的一批管理人员在作决定和行动。
在1870年到1880年的十年间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的乔治·西门士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管理，一家银行只是一堆废物，只好清算了结。”没有机构就没有管理，但没有管理也就没有机构。管理是现代机构的特殊器官。正是这种器官的成就决定着机构的成就和生存。
管理的专业性
我们进一步还知道，管理是相对于所有权、地位或权力而独立的。它是一种客观的职能，并应以取得成效的责任为基础。它是专业性的——管理是一种职能、一门科学、一个要完成的任务；而管理人员则是实践这门学科、执行这种职能并完成这种任务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是否同时又是所有主，已无关紧要。如果他同时是所有主，那只是他作为管理人员这一主要职能的附带事件。涩泽荣一（Eiichi Shibusawa）在近代日本的早期所提出的“专业管理人员”的儒家理想已成为现实。同样的，涩泽荣一有关管理人员的实质既非财富、又非地位，而是责任这一基本思想也已成为现实。
从工商业社会到多无社会
新左派把我们的社会叫做大企业的社会。但大企业社会正同新左派的修辞伎俩一样，早已过时了。西方的社会早就是一种企业社会了——在七十五年以前就是了。那个时候的企业的确是所有各种机构中最有权力的机构——甚至比某些政府更有权力。但是，自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企业的重要性已迅速下降——这并不是由于企业变得较小或较弱，而是由于其他机构发展得更为迅速得多。社会已成为一种多元社会。
七十年代的美国实业家，在权力或名望上没有一个可以同本世纪初的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或稍后一些的福特（Henry Ford）这些大亨相比。目前，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的总经理的名字，甚至很少为人所知；而那些大亨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在权力以至财富的相对比重方面，目前这些最大的公司也不能同那些大亨相比。那些大亨富可敌国。
讲什么“军事—工业综合体”并没有什么意义。美国高度的防务费用多年以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倒不如说“军事—大学综合体”更有意义。目前的企业——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所有的企业——没有一个拥有目前巨型大学所拥有权力的一小部分。大学通过是否接受入学或授予学位，就拥有是否授人以工作和生计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企业——也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拥有这种权力。事实上，以前从来没有什么机构被允许拥有这种权力。
在欧洲，情况只是略有不同。在1900年时，工商业并不怎么受人尊重。那时，在政府、学术界或军队中的工作，地位较工商业高得多。但是，经过七十五年来的努力，工商界已经同政界等平起平坐。虽然如此，目前在法国的工商界没有一个人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可以同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德·温特尔钢铁家族相比，也不能同以前控制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少数霍特银行家族相比。目前德国的实业家和企业也没有一个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可以同1900年的克虏伯和其他钢铁巨头相比，或同二十年代的法本（I．G．Farben）相比。目前英国企业的总经理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同以前的一些商业银行家族相比。这些银行家族几乎一直到三十年代都控制着英格兰银行，并因而控制着英国的国库。
在所有的当代社会中，日本可以最接近地被描绘成为一种工商业社会。工商管理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拥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即使在日本，目前也没有一个企业经理或工商企业拥有1900年或1920年的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这些财阀对经济和社会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
在1900年的美国，对有雄心的青年在职业上能提供机会的几乎只有工商业。而现在却有着数不清的其他行业，每一种行业都可提供同样多的（或更多的）收入和迅速的提升。
在本世纪初，国民生产总额中凡不是来自农业的部分大都来自私人工商业经济。从本世纪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政府算起的非工商业服务机构在美国非农业的国民生产总额中大约不超过百分之十。目前，农业一般已企业化，而国民生产总额中的一半以上是来自各种服务机构的。这些服务机构不属于工商企业，而且不能用经济上的成就来衡量，也不经受市场的考验。
目前美国国民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直接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百分之三至五来自私立的和教会办的非政府办的学校，其中包括非政府办的学院和大学。国民生产总额中还有百分之五，即全国卫生保健预算总额的三分之二，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工商业。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非盈利活动，可能占国民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二至五。把所有这些加起来，国民生产总额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甚至可能达百分之六十，并不来自工商企业，而是来自各种公共服务机构。
事实上，新左派虽然在口头上讲什么大企业社会，其行动却表明他们清楚地了解工商企业并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构。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每一个社会动荡时期都是从反对工商企业的骚乱开始的。可是，六十年代席卷各个发达国家的反对权威的骚乱却是针对着其他一些机构——特别是大学——的。而这些机构是深受以前的激进分子尊敬的，并且在三、四十年以前被认为是组织中的良好楷模。
非工商业的、公共服务的机构对管理的需要并不比工商企业小。它们所需要的程度甚至更大。
人们对非工商业机构中的管理日益关心。
美国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在最近十年或十五年来的最好的主顾正是国防部、纽约市或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些政府机构。当加拿大于六十年代末期把海、陆、空三军联合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时，加拿大的海、陆、空将领的第一次会议所讨论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目标管理”。天主教教廷发布的受人尊重的命令中也讲到组织研究和管理发展，其中尤以耶酥会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的行政机构在一、两代以前是胸有成竹的。但到目前，长期以来以其出色的公共行政闻名的汉堡市为其行政机构建立了一个管理中心，并由市政府的一位高级成员承担管理的责任。甚至您英国的行政机构也为了引进“管理”而予以改组。
高级管理讲座的学员中有愈来愈多的人不是工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而是来自医院、军队、市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学校的高级管理人员。哈佛工商学院甚至为大学校长举办了一个愈来愈受到欢迎的高级管理讲座。
非工商业机构的管理今后的确将受到人们日益增长的注意。它们的管理很可能成为管理的中心问题——就是因为公共服务机构的缺乏管理而成为令人注目的缺陷，不论在城市自来水机构或大学研究院中都是这样。
但是，工商管理仍是一个样板。论述管理的任何书籍，如本书一样，都必须以工商管理为中心。
为什么必须以工商管理为中心
理由之一是历史因素。工商企业是首先出现的现代机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