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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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富于生产性的工作和有成就的职工
管理任务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使工作富于生产性和使职工有成就。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得很少。民间传说和通俗故事有很多，而经过考验的知识却很少。我们知道，自二百年前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作和劳动力目前正在发生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至少在发达国家中，在以下各个方面需要一些全新的方法：对工作和生产的分析、综合和控制；作业结构、工作关系、经济报酬和权力关系的结构；以及使工作人员负起责任来。我们还知道，必须把“对人的管理”从一种“成本中心”和一项“问题”变为对人的正确领导。
第十五章 新的现实
工作及其矛盾的意思——“工作”和“做工作”——工作和工作者都在迅速变化之中——雇员的社会——重点转向知识工作者——体力工作者的危机——“戴硬帽的体力劳动者”和“自由派”——工龄的危机——对知识工作者进行管理；新的挑战——什么是知识工作的生产率？——什么是成就？——劳动力的分类——只有一种人事政策的谬误——“新的一代”
在语言中很少有一个语词像“工作”那样的含有矛盾的意思和感情的色彩。当人们说到“工作和休息”时，“休息”显然是“好的”。但是，“退休”是否比“工作”好，那就大可怀疑了。工作比“懒惰”好，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失去工作”却决不是“好事”——事实上是一大灾难。
当人们说到“工作和玩”时，“玩”带有吸引人的意义。但是，如果以动外科手术作为玩，却决不是一件好事。工作可能是有高度成就的，例如我们讲到“一位艺术家的终生作品”；但工作也可能是极为劳累、繁重和枯燥乏味的。
所以，语言本身就清楚地显示出工作是复杂的，并植根于人的生活、人的感情、人在社会和社区中的存在，以及人同自己的关系之中。
工作既可用作名词，又可用作动词。“工作”和“做工作”是相互密切关联的。如果没有人做工作，工作就不会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工作，也就无需做工作了。
但工作和做工作又是极为不同的。工作是不具人格的，是客观的，它是一种“事物”。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加以测度与衡量的。但是，即使是最无形的工作，也独立于工作者之外而存在着。
工作和玩有些什么区别是一个老问题，从来没有使人满意的答案。有时往往是同样一种活动，各种细节都相同，其真正的区别可能在于工作不同于玩，是不具人格的，是客观的。工作有一个存在于工作者之外的成果。玩的目的就存在于玩的人本身之中，而工作的目的则存在于最终产品的使用者之中。当最终产品不是由玩的人而是由其他人决定时，我们就不把它叫做玩，而叫做工作。我们说下棋的人在玩——但是如果有人在研究棋术问题，我们就讲他是在工作。
即使是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不具人格的，并且是一种“事物”。一件艺术作品的确必须表现出艺术家的个性才具有艺术上的价值。否则，它就是缺乏独创性的，是学院式的，没有感动人的力量。但是，即使最主观的画家，当他看着他刚完成的一幅画时，他也不会问“这是我吗？”而是问“这画好吗？”而且，正如经常有人指出的，没有一个欣赏音乐的人会猜到贝多芬在创作他的最欢乐和最愉快的交响乐即第七交响乐时历经历的困苦和失望。事实上，了解了贝多芬创作这一交响乐时的条件，也无助于音乐欣赏者增加他的享受、他对音乐的评价以及音乐的感受力。
但是，工作是由人、由工作人员来做的。它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所以，做工作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社会的和社区的、个性的、经济的和权力的多个方面团素。正如人际关系的一句老话讲的，“你雇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手，而是整个的人。”
所以，工作和做工作有着不同的规则。工作属于客观事物的领域，有着自己的不具人格性的逻辑。而做工作则属于人的领域，有着动态的性质。但管理人员始终必须对工作和做工作两者都进行管理。他必须使工作有活力并使工作者有成就。他必须把工作和工作者结合起来。
工作和工作者都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本世纪余下的时期——也许还有下一世纪的绝大部分——的变动是二百多年以前产业革命开始以来最急剧的变动。
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口目前是作为雇员在工作，在发达国家中则肯定是这样。他们是为某些组织而不是为自己工作。他们在他们的家庭之外并远离家庭而工作。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社会。仅在一个世纪以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当然，特别是农民——或者是为自己而工作，或者是在非常小的团体中工作。工作仍是围绕家庭而进行的。
与此同时，劳动力的重心已从体力工作者转为知识工作者。所有发达国家中劳动力的愈来愈大的比例，不论是熟练劳动力或不熟练劳动力，不是用他们的手来工作，而是用他们的思想、概念和理论来工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或俄国人——的话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产出不是物质产品，而是知识和思想。另外，仅在半个世纪以前，知识工作主要是由独立工作或在很小团体中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来做的。劳动力的绝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
知识工作不一定要有高度的技术或高度的学校教育。如档案管理就不要求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高深的学校教育。但是，档案管理所使用的工具却不是槌子和镰刀，而是字母，那是高度抽象的并且是一种象征而不是一件事物。人们不能通过经验而只能通过正规教育才能学到字母。
体力工作者的危机
这些变化首先就意味着体力工作者及其特殊组织——工会的危机。
工业中的体力工作者，产业革命的产儿，二百年来为争取在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安全、社会地位和权力而斗争。最近五十年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取得的进展是令人夺目的。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那个在过去只是处于维持最低生活边缘的“无产阶级”的体力工作者，已获得了充分的经济安全，其收入比过去的富裕中产阶级还要高，政治权力也愈来愈大。
但是，随着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体力工作者又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他们的经济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相反的，他们的经济安全可能更为稳固了。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却在迅速消失。在发达国家中，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受到严重的剥夺。他们认为自己甚至在起步以前——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就已经成为一个失败者、一个输了的人。这并不是由于管理活动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发展及其产生的压力所造成的。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中能干的、聪明的有抱负的人，在达到能做体力工作的年龄以后，日益继续留在学校中学习。所有的社会的、家庭的和邻居的、社区的和学校的压力都迫使年青一代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如果有人一旦在行将毕业的年龄——十五岁左右——离开了学校从事体力工作，那他就是一个被抛弃者，一个失败者，一个被拒绝者。
因此，现在的年青体力工作者在开始时就带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一种失败的感觉，一种要做二等公民的感觉。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年青体力工作者往往有一个亲属，一个兄弟、姊妹、表兄弟在校中继续学习，毕业出来后从事知识工作并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也许只有美国和法国是例外，但情况也正在迅速地变化）。事实上，年青的蓝领工人本身也要接受更高的学校教育，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读完了中学，而且有—半以上还在某种学院中至少读了一年——然后离开了学校。而这更增加了年青的体力工作者的失败和被抛弃的感觉。七十五年或一百年以前，工人阶级是有自尊心的，他们知道自己除了收入和经济地位以外，同“境况较好的人”是平等的。
但是现在发达国家中的体力工作者却并不尊重他们自己。这必然使他们对自己以及对组织和管理当局感到不满、怀疑、没有信心并怨恨。他们并不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样的趋向予革命。因为，同马克思在五十年前的预言截然不同，占人口大多数的是知识工作者而不是无产阶级。除了这一点以外，革命显然不会改变体力工作者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的重心日益转向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现在的体力工作者已经是而且将愈来愈好斗。
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宣传家仍在谈论什么邪恶的资本家并攻击利润制度。但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却日益在体力工作者和自由主义者——受雇佣的中产阶级知识工作者之间进行。在本世纪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正是体力工作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形成了进步的左派并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如美国的新政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其开始是英国的“自由党一工党”联合，并于1907年首先建立了劳合·乔治的第一个“现代”政府）。本世纪以后年代的主要政治事件可能是这两个集团日益增长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中，在美国——以及在英国和西欧，虽然程度较小——已发生了机会、权力和地位的从工人到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即教师、社会工作者以及政府计划的管理人员）的重大转变。工资薪水和收入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以及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这些年代中并没有重大的变化。但是中产阶层却增长很多，特别是同工人相对而言。过去二十五年中发达国家中的社会计划，不论其目的何在，但其第一个——而且常常是主要的——成果是受雇佣的中产知识工作者的人数、收入和权力大为增长。
很多人已不相信那种旧的假设，即每一孩子的平均学校费用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教育和学校较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教师更多了，而且收入更高了。美国的对贫穷宣战的计划对穷人到底有多少帮助，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却的确为社会工作者、会计师和管理人员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高薪职位。人们虽然可以期望，比起对贫穷宣战的计划对穷人的帮助来讲，保护环境运动可能对环境带来较多的益处，但其第二个受益者当然是生物学家、工程师、化学家等。而这些计划都是用中等收入集团交纳的税金来支付的——在一个发达国家中也没有其它更大的征税基础。至于“中等收入集团”，那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用来指“工人”的一种婉转词。工人不可避免地要为收入较多而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人”直接受益的各项计划支付费用。而这种强征勒索却是以进步、自由或“左翼”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使得工人陈了在经济上受到损害以外，还感到受了侮辱——至少在体力工作者看来是这样。
工会的危机
随着重心转向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而来的体力工作者地位的改变不仅造成了新的阶级分裂——这一分裂可能比十九世纪初叶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