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远方的上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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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5＇
七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6）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无更多不适。我显然有理由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沾沾自喜。在这一刻，我跨越了一道对自己封禁多年的门槛。而这种状态，又助长了我的某种野心。即使走过的第一大本营，我仍然不愿就此停止自己的脚步，不愿意在离珠峰越来越近时突然折返下山。野心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而极端的处境则是它的诱因。这种病症通常使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显得草率、简单和失实。
少年时，我对攀登珠峰的英雄充满敬佩。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到第一部“大片”，不仅有着壮美的大场面，而且情节也惊险离奇——登上世界最高峰，本身就是一件离奇的事情。而祖国、人民这样一些大词，也在报纸广播的裹携之下汹涌而来，迅速将我覆盖。于是，我在作文里表示了长大接好革命的班这类宏伟志愿，显然我病弱的小身体一时还无法给这样的志愿提供支撑。对于攀爬类动作有着先天的恐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脆弱很可能使我慷慨激昂的表白成为空头支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鞍马，我可以在跃起的刹那从鞍马上翻滚而过，出于炫技的考虑，我甚至将跳板从鞍马边拉开一两米远，使得整个跳跃过程显得更加刺激和舒展。但是每当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爬绳的时候，我都会愁眉不展。在摇晃的绳子上，我手臂吃力，身体笨拙，悬在半空的高度更令我晕眩。我像树枝上一个摇摇欲坠的果子一样忐忑不安。很多年后，我尝试过攀岩，但仍以失败告终。
我想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于攀登充满渴望。他们不仅用长度，而且用高度来计算他们的路途。显然，这是在证实某种能力。于是，他们的视线开始寻找最大的攀登物，那么，在大地上，就不可能有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高的理想。＇6＇最高的山神预示着他们的伟业也标定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足迹不可能比珠穆朗玛更高哪怕一寸。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伟大，却反过来证明了山的伟大。他们的全部努力仅仅验证了山的不可超越。珠穆朗玛提供了天梯也拦截了去路，它用最通俗的语言规劝人类——你们的生活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
珠穆朗玛收容我们的梦想，同时为我们划定了道路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并要求我们最终回到地上，如同藏民，在高山上安置世俗的家。我们无须把自己虚构为神，也不可能打造一副超自然的臂膀。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也许是登山者的最大收获，是对于山峰和自身的最终理解。西藏让我们目睹了神与人的分工，人们把难以完成的事业交给神，这是对自然与神的敬畏，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八
珠穆朗玛把西藏的秘密公开于世界最高处，但它仍然显得神秘和费解，并因此吸引人们的脚步。
红男绿女各色人等都把西藏当作朝拜的圣地，都以相似的旋律歌唱西藏，如高低不同的声部，配合默契。我为西藏而感到无辜，因为它对此一无所知。藏民们为许多人找到了饭碗而自己依然流浪，他们培养了无数富翁可自己依旧贫穷。这样的画面已经算不上离奇：职业旅行家们在向藏民们施舍。他们的善行固然无须指责，但这种给予关系的倒置却颇为搞笑。进藏前，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字；回来后，我对这些文字徒生厌恶。这些文字构成了某种资历或者发言权，它们企图根据个人的得失来诠释西藏，对于西藏而言，这个尺度显然是太小了，好像用一滴水的重量测量大海。藏民们只需要阳光而不需要畅销书，与我们不同，他们甚至不曾对那些文字投注过丝毫关注。在所有的叙述之外，他们的感觉和经验“皆如草木荣枯、雷霆雨露、白云屎溺皆是壮阔、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尽度”。＇7＇因此，我对自己有关西藏的文字同样不以为然，把它们视为力必多的多余分泌物应是恰如其分。
西藏飘浮在各种口音之上，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夸夸其谈中——关于它的宗教、民俗和自然景象。浮光掠影的观察使我们有了谈论它的资格，西藏使我们显得那么自豪和可怜。从西藏归来，我开始坚信一点：所有载体都不具备承载它的能力。我们的高度来自高原，我们从不具备俯瞰它的角度。我们的生存极限其实只是藏民们的生存底线，当我们把西藏作为勋章挂在自己肩头时，西藏是否会放声长笑呢？
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西藏的痴迷。也许，它是昨世或者来世，鉴照了现世的难堪，它为我们的愿望打通了道路，但它既不是他人建立伟业的舞台，也绝非为困局中的我们提供偏方的仓库。它诱使我们离家，又领着我们回家。它让我们丢弃那些虚拟的胜利，告诉我们真理有时就躲在自家的楼下，并且教会我们如何把勇气用于应付现实中的恐惧——凡俗生活中的恐惧有时大于悬崖上的恐惧，在那里，风暴和冰雪都是看不见的，那里甚至没有由神灵为我们提供的安全感。西藏是导师也是朋友，征服或者索取，均暴露了庸俗者的心态，我们应该为此蒙羞。它是一群凡人生存并且跪拜的土地，他们在那儿播种、放牧、做爱、拉屎和游荡，在所有的口号与大词之外，他们向生活的深部执著地挺进。它从不改变自己，而所谓神圣或者凡俗，只是人们在各自的处境中衍生的一种说法而已。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7）
西藏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是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二OO四年五月七日完稿
＇1＇本文为作者为上海《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作写序言，题为《壮士》，见《霜冷长河》，第5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2＇张锐锋：《蝴蝶的翅膀》，第6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第1、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第98、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此节中加引号的部分录自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一书，而未加引号的部分则根据友人林茨《桃花源妇女》一书。
＇6＇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750人成功登上珠峰，还有15 0名勇士永远沉睡在那里。一般认为，新西兰的希拉里和尼泊尔的丹增1953年5月29 日从南坡最先登上了世界之颠。但也有人指出，在希拉里和丹增征服珠峰29年前，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两人于1924年从北坡成功地登上珠峰，只不过随后他们被猛烈的暴风雪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