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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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说长论短
《书屋》去年第五期刊登了方舟子先生的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其中第二节距事实颇有距离，需要稍作说明。为了避免歪曲方先生的文意，我只好不避冗长，先把方先生的文章俱引如下：
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的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作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О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缗王时‘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九五页。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О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缗王时‘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绝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绝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方先生是看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收入学术集林丛书的《钱穆与中国文化》而写下他的声讨文字的，所以他注明他“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为了预防余氏“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方先生未雨绸缪，在文章开始即称庆“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强调他“在海外多年”；而在文章末尾又再特地标示他的大作“寄自美国”。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从台湾去的美国，还是从大陆去美国的时间久了，因此他对部分国情自很精通，而对部分国情已近隔膜。例如他似乎不知道，既然连他这样置身美国的有识之士都能觉悟到余氏的“政治偏见很深”，所以大陆翻印余氏著作，从十多年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到近年的《论士衡史》，都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钱穆与中国文化》也不例外。而他在上文中所指斥余氏“偷偷地做了改动”、“悄悄地做了改动”、“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的地方，恰恰无一不是他断言“绝不可能”的出版社在编辑余书时更动的。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林丛书凡八种，包括熊十力的《存斋随笔》、周一良的《唐代密宗》、徐梵澄的《陆王学述》、李学勤的《古文献丛论》、裘锡圭的《文史丛稿》、饶宗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殷海光与林毓生的《书信录》以及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我协助出版社做了组稿工作。其中余书是以他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全部文章与《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中的部分文章合成的。社方对出版这套丛书态度审慎，专门作了“出版说明”：“丛书的作者，既有国内的学界前辈，又有海外的华人学者；有已故的，也有正当盛年者。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各有千秋；一家之言与价值取向，亦各有所属。丛书出版，供学苑比较研究。”
在编辑余书时，对《〈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我们也感到二者性质不同，未必宜于互校，因此曾经想把这篇抽掉；但又考虑这样一来倒像我们不敢正视这桩公案，有意讳饰，更坐实了郭沫若先生“抄袭”的罪名，不如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促使人们明辨是非。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