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八股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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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八股的形成
清人陶福履甚为简明地叙述了经义文体演变为八股的历史：“四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颂行，试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元仁宗皇庆初，复科举，仍用经义，体式小变，其文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题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后又小变，然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一定不易。明初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宏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1
有些学者从构成八股的各种成分如破题、对偶等方面来追论八股的起源，2 也有的学者从原始结构和义理来源溯其远祖，3
从而把八股的萌芽追溯到明初、元、宋乃至于唐、汉、战国、春秋，不一而足。本文不拟细探八股文的源流，也不欲明确系年八股产生的时间，因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4
即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标准、典型的八股文？如果说入语气、用排偶即为八股，则宋人文天祥乃至王安石的经义文已经是八股了；如果说对偶句段为八方为八股，则清代制义亦非全是八股，晚清许多试卷其实只是六比也属正格，更勿论还有许多或二、或三、或十、十二比等种种变化了。所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全体、看整篇，看是否已形成垂之长久的定式。5
故本文仅拟紧密联系科举考试来看一种较完整成形、长期固定的经义八股，这种八股文作为一种综合的文体样式，尤其是作为一种相当持久固定、为千百万人小心遵循的文章程式，6
离开考试就确实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本文想强调八股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自然而然性。
自明代延至晚清的经义应试文（八股）的基本格式是：
──破题（两句散行）
──承题（三、四散句）
冒子──起讲（七、八句或十余句，散行浑写题意）
……入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起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出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比──中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后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束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收结（三、四散句）7
元倪士毅说，宋之盛如张才叔自靖义，“至宋季则其篇甚长，首有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其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今之经义不拘格律，然亦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8
由此可大略得出发展到宋季时的经义文结构如下：
破题
接题
冒子小讲
缴结
原题
上段
入官题大讲中段
下段
从讲（余意）
原经
结尾
元代基本上如宋，但比其简单，一定不易的只有以下四个部分的结构：
冒题
原题
讲题
结题
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到南宋末（1279）约二百年间，经义文已发展到一个格式相当繁复固定的程度，甚至可说与明中叶以后的八股格式相差无多。此又不仅经义，宋代的“论”这一应试文也在这期间形成了与经义相差无几的格式。纪昀说∶宋代考试“论”体使用得比其他文体还要多些，其始也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审，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逾越。“论”体中之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基本上跟经义式一样，甚至更为发达，“实后来八比之滥觞。”9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是并无经题之限，而是要求“自出机杼”的论也不例外。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当时论体限五百字以上，却无下限，经义亦同。这易助长繁复之风，实际上，在南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至少比元代及明初经义文更接近）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的一圈。
宋末战乱，元代早期科举考试又停了几十年，客观上可能反有助于斩断繁复琐碎的严密程式之风，10
所以，元代，明初的经义文反趋朴实，不再拘于比偶，格式也只需循大要而不必严守细节。明初四书义又限三百字以内，五经义五百字以内，文较短小简明。但时间一长，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八股在明代的产生正如顾亭林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1457～1464）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可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11
清代八股比较起明代中叶来，变化主要是大结缩短，起讲延长和字数增加。12
在此，有一种说法尤须加以辨析，即认为八股文体是由朱元璋所定，由朝廷立法所定，其根据大概是来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3
明洪武三年定考试文字程式，并没有厘定八股程式，明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14
固定的两两对偶及全篇之式看来还是如顾炎武所说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的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定型，至此以后四百多年，在格式上方无大变。
我们还可以就目前所能读到的应试文，来看成形的八股是否明洪武时所定。明初黄子澄（1350…1420），分宜人。洪武乙丑（1385）会元，下面是他当时的一篇试卷：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5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明，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皡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当斯时也，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若礼若乐，国之大柄，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若征若伐，国之大权，则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马。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皇灵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懔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此篇在结构上破承起讲收结之意相当明显，短对偶句亦甚多，但格式并不固定，并未在以后成为定制，其后的经义并不严守其式。明初经义还基本上和元人一样只是守其大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可再以薛瑄的一篇四书文为证。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年间成进士，下面大概是他晚年所作的一篇程文：16
仪封人请见一节17
封人未见圣而思之切，既见圣而叹之深。夫天不丧道，二三子可无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见而有木铎之叹也。惟时孔子辙环至卫，适于仪有隐君子者溷迹于封疆之间，其姓与名不可得传矣。封人其官也，彼其望圣人而若企前从者而陈词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此其意笃而至，语慕而周。贤哉封人，其若弗克见之，思有足多者，逮乎从者见之，而封人遂有慨乎其中也，乃出而叹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盖否而必泰者天也，往而必返者势也。况乎有其具，不患无其施，而诎于藏，当必大于用，则今天下聋聩舍夫子其谁起？故曰天下之无道也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噫，夫子生不遇于时，如仪封人者，亦可为倾盖之交也。此文破承起讲收结之意亦相当明显，但中间散行朴实无华，反不像黄子澄那样“拘于作对”。以上的证据也许已可表明，延至晚清的基本经义格式（八股）并不是在明初由朝廷所定，而是至明中叶方由下渐渐定型。然而，这一切也许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即便假设八股程式确实是明初由朱元璋、刘基所定，并有意以之作为一种加强专制、束缚士子的工具，18
或者所定是另一种文字程式，那么，这种程式也不大可能是由朱元璋等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更可能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程式略加框定而已。这种程式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无数人参与的过程。我所要强调的也就是这一过程的漫长及其自然而然性。八股的产生无法系于某一个人，无法系于某一个明确的年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八股文体的创造者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名流显要，而是许多籍籍无名者。其动机自然也并非是要加强君权之类，而主要是为方便考试。所以，认为八股程式是明初由朝廷明文规定是不确的。这种程式实际上很难自上而下一次框定，而只能自下而上逐渐形成：首先由考官和士子在作文与衡文的反复互动中，逐渐成形并得到某种默认，成为某种不成文法，然后才成为某种明确的定制。另外，八股的形成与汉字有着特别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汉字在世界上算是很特别的一种，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