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静静燃烧的日本雪-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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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6月，二十岁的川端大量阅读了俄国文学和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他特别喜欢志贺氏的文体和他那寓于任胜而热烈的生活方式中的反抗精神。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些读不懂，他还是被其中忧郁、压抑和变态的心理深深打动。

　　这期间，他为爱情的闪电再次击中，对白木屋饭馆的女侍一见钟情。女侍的美丽就像花的迷香，令川端康成沉醉不已。然而，这样的一见钟情注定是短命的，“像一场小型的瘟疫，迅速地侵袭又迅速地退去了。”为了纪念这次早夭的爱情，川端写成了小说《千代》，发表于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刊《校友会杂志》上，当时反响不大。

　　不久，川端康成又一次坠入情网。因为经常出入爱兰咖啡馆，他对那里的女侍、少女千代（本名伊藤千代）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以至最后神情恍惚，夜不成寐。

　　经同学介绍，川端康成与后来也成为作家的今东光成为知交，并受到今东光父母的喜爱和照顾。他在这段时光中领受了人间温情。

　　翌年，川端康成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英文系。随后，他和石浜金作，今东光等人，拟办同人刊物。为此，他们前往拜访当时著名作家菊池宽。菊池氏慧眼识英才，对当时文名寂寞的川端康成盛情接待，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长期对他多方照顾，令川端康成感动不已。

　　由于川端康成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前辈作家菊池氏的提携，《新思潮》终于得以第六次复刊，不久，川端康成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次婚约》，在第二期上登了《招魂节一景》。后者得到菊池宽和另一作家久米（正雄）氏的赞赏，这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他曾说：“承蒙这些恩顾，我的起步是非常幸运的。”

　　1921年10月，即川端康成大学二年级这年，爱情的金网越收越紧。爱兰咖啡馆的少女千代也到了歧阜。当时千代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川端康成在友人三明永无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千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美丽的千代终于与川端康成订婚。

　　为了筹备婚事，川端康成回到东京后，便去找恩师菊池宽帮忙。菊池宽慷慨解囊，并说自己准备出国，把房子借给川端康成，让他和女友同居。前辈的盛情令川端康成再次深为感动，慨叹自己虽生世多蹇，但总有好人扶助。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千代突然毁约。虽然多方竭尽全力，终于无可挽回。

　　这次感情挫折对川端康成伤害极深，长久难以平复。他常常夙夜忧叹，心伤欲裂。后来，他以这次失恋为素材，写成《南方的火》、《篝火》、《非常》、《她的盛装》、《暴力团的一夜》、《海上火祭》等一系列小说，来寄托对烟消云散的不幸爱情的怀念。

　　菊池宽为分解川端康成的忧愁，将日后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横光利一介绍给川端康成，两人结成终生挚友。同年12月，川端康成在《新潮》上发表第一篇评论《南部先生的风格》，“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

　　1922年6月，川端康成由英文系转至国文系，此时，他已经以评论家的身份跻身文坛，并为《时事新报》撰写“创作月评”专栏。这段时期的评论写作，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提高了他的鉴赏能力，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他怀着失恋的伤痛，再次逗留汤岛，企图自我抚慰受伤的心。其间，他创作了《汤岛的回忆》，在此基础上，根据十九岁时那次伊豆之行，以及对美丽少女千代的缱绻情肠，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抒情名篇《伊豆的舞女》，寄托了对初恋小舞女的怀念。

　　1927年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日本文坛的轰动。一向寂寞的川端康成，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名人，成了文坛最引人注目的实力派新秀。但川端康成本人，却一如既往，保持着自己那颗平淡而微微抑郁的日本心。

　　在《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显示了他后来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一些艺术手法：非情节化倾向，大量的直接比喻，情与景的交融等等；并基本奠定了以后作品主题的基调：为年轻美丽的女性　（尤其处女），倾注心血和笔墨。川端康成解释说：“我虽不像人们所说，是个品行端正但带点病态的人。但我倒是经常同许多女性交朋友。例如我不像无产阶级作家那样，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也当不上守财奴，只徒有虚名，恋爱因而便超越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

　　二十二年后，川端康成著写《文学自叙传》，评论自己在1922年前后的这些经历说，和千代“只是口头订了婚，我连一个指头也没碰过那位姑娘。正像《伊豆的舞女》那位十四岁的少女一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1923年，菊池宽创办了《文艺春秋》。为提携文学新人，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人都被接纳为《文艺春秋》的编辑。这使他又接触到一批文学界同仁。

　　同年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川端康成想到了住在关东的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就约了横光光一起去慰问芥川。芥川氏对川端康成嘉勉有加，并在两位文学新人的陪同下巡视了震后的废墟。

　　从这一年开始，川端康成正式步入文坛。当年他共发表各类文章十四篇。其中有早期名篇　《南方之火》、《精灵祭》等。

　　大学四年级时，川端康成的学费来源开始继绝，于是他开始凭藉稿费自食其力。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是《日本小说史》。藤村作阅后，却作了批评：“序言虽然写得很好，但正文不怎么样啊。”由于他的举荐，序章《关于日本小说史的研究》刊载于　《艺术解放》三月号上。

　　川端康成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转入国文系后，他“也几乎没有上课”。这样，学分自然不足。但是系主任藤村博士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颇为欣赏，并亲自出面为这位不安分的高足周旋，使川端康成得以由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毕业。

　　十月份，鉴于全国各种文学团体蜂起，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今东光、石浜金作、中河与一等作家，筹划创办了同人刊物《文艺时代》。原来《新思潮》的原班人马几乎都加入进来。这令川端康成感到很开心。

　　《文艺时代》的刊名，来自川端康成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今后的时代，将由文艺取代宗教，文艺所蕴含的普遍的美、真与善，将省略宗教的典籍、庙宇、偶像、祈祷等中介物，而直接与那“无限的真与美的幻影”相通。在这时，普救人类必须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也由川端康成提出来了，并且还得到了　《文艺时代》内部文学同仁的赞同，这也是日本唯美主义最初的潮头与泉源。

　　在《发刊辞》中，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革新文艺”，“是对自然主义最初的，也是正当的一个反动”，“是新作家对老作家的一个挑战，可说是破坏现有文坛的运动。”对此，老一辈作家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与支持。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在《世纪》十一月号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新感觉派的诞生》一文。他们很清楚，川端康成等人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偏重直觉，重视主观感受，主张写出“新的感觉”。从此，这批新进作家，被看作“新感觉派”，同当年六月创刊的《文艺战线》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一道，形成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文学潮流。

　　从1923到1927年，川端康成相继写出了《篝火》等一系列以美丽的少女千代为原型的自传性作品，也创作了《头发》、《港湾》、《月亮》等超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大量随笔和评论。这些作品既有未来派、达达主义等外来的影响，也有不受传统道德束缚的反叛精神，表达了川端康成为了克服孤儿乖僻性格，压抑失恋的伤痛。

　　至此，川端康成正式完成了学业，以一个独立的青年作家身份走向了社会。此前进行的求学、交游、创办刊物等活动，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素材和经验。他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人生的准备时期，”尤其“恋爱在心头留下的阴影，有如菊花的飘零，能消蚀武士刚冷的心。”

　　1928年，他发表了《关于新进作家的新倾向》一文，表明“新感觉派”的创作主张：“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

　　同时，川端康成开始对心灵学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作品也带有某些神秘的意味。此后的两年多里，他长期逗留于伊豆的汤岛，在宜人的温泉边寻觅自己青春的足迹。“既是风，也是水”

　　在川端康成的一生中，二十岁成为一个值得牢记的一年。这年四月，他与横光利一组织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川端康成的脚本《疯狂的一页》搬上了银幕，并被推选为当年的优秀影片之一。因放映效果不佳，联盟解散。稍后，一直关注川端康成的文学发展的金星堂出版社，将他超短篇小说辑录成书，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感情的装饰》。

　　正是这个时候，川端康成结识了温柔贤慧的秀子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决定结束自己的感情流浪，于是便与秀子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段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兴起，纯文学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川端康成本人并没有很深地卷入笔战，主要是因为横光利一、今东光等挚友开始“左倾”，有意无意地保护了川端康成。而且川端康成本人也无意与无产阶级文学作斗争。但川端康成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坚忍、平和的日本文化精神。

　　不久，川端康成又加入到《近代生活》刊物中去，并且由大森举家迁居至上野，那一段时期，他常去浅草公园附近体验生活，为小说创作汲取素材。

　　迁至上野后，川端很快又与掘辰雄、横光利一、永井龙男、犬养健等人加入《文学》。

　　对于自己“漫不经心地参加了一些同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川端康成作了解释：“这是没有节操吗？是处世圆滑吗？是投机取巧吗？我自己向来没有这种打算。或许我更多的是天生的傻瓜。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毋宁说我总想失去自己，有时却失去不了。”他还说，“我主动参加的，只有《文艺时代》。”

　　这时，　《文艺时代》开辟了“谈谈我的丈夫”的栏目，为众多的作家夫人提供了一个表现才华，比赛“相夫”能力的绝妙机会。川端秀子夫人当然亦在被邀之列。她为自己的丈夫写下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情深意浓，笔法纤柔，俨然大家风范，博得一致好评。

　　这一年，艺术派作家与无产阶级派作家间，就形式主义文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川端康成虽未直接介入，但在《文艺杂谈》中，提出“文学上左倾”并不等于“政治上左倾”，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应坚持革新的主张，招来对方的颇多非议。

　　1930年，他的文学恩师菊池宽任日本文化院文学院院长。川端康成被聘为讲师，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