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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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毛二公不都是独裁终身？若论作风之恶劣，毛泽东较袁世凯实远有过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驽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遂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