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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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周说长论短
世纪临近结束,文苑好事者颇有年终盘点之癖,诸如给大师排座次、为小丑点白鼻之类,赏善罚恶,层出不穷,宛如最后审判。笔者自从辞去漆园之职,也颇为好事。然而众所周知,笔者宗师老聃,与儒门宗风不同,依吾师教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论诸家散文,不作盖棺之论,仅出游戏之笔。当世巨子,必有遗珠;跳梁小丑,偶或齿及。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笔划为序。本拟凑满百数,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顾数之圆满,权当不齐之齐。呜呼!千载之后,无非枯骨,何必作蜗角蛮触之争?
巴金《随想录》
巴金被人们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国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圣化情结”,因为无神论的民族需要用圣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却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信仰圣人的中国人通过把有德者圣化,也杀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圣人才有,那么远离神圣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堕落。巴金是可敬的,因为他是忏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须忏悔,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忏悔。
丰子恺《作客者言》(《缘缘堂随笔集》)
至情至性、儒雅谦和的子恺居士,不承想也有这般头角峥嵘、字字藏刀的笔墨,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俗世礼节,渲染成惊险小说般的恐怖。视角诡谲,笔法多变,叙述流畅无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语言风趣至极而竟能险象环生。这里分明蕴含着某种一言难尽的高明:勘破红尘但坚持厚爱生命,挑破机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独一无二的,文自然也难逢其俦,遂成空谷绝响。
王了一《关于胡子的问题》(《龙虫并雕斋琐语》)
《代序》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经著作《古代汉语》的王力颇为多产,而写胡说散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王了一并不多产。学问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横生者实不多见。以产量较低之故,所以没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影响大,但质量并不低。何况真有与沈从文讨论古人胡子的“胡说”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读。
王蒙《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读书》1990年第1期)
王蒙聪明过人,素以机智闻。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多智机警的王蒙固然与纯情文字绝缘,但也正因为与纯清路线早早地划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当他把自己的天赋移向世间时,我们反而有幸读到了堪称典范的议论文:所有的环节都很到位,再加一点羞怯的前卫。
王朔《我看金庸》(《无知者无畏》)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后游学西方,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思维是人的本质,追求智慧是思维的乐趣,参差多态是人生的主要幸福。于是他归国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批判者,不遗余力地提倡有趣。在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无畏的胆识,批判了刻意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国人的精神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韦君宜《编辑的忏悔》(《思痛录》第十四章)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伪文学的组织炮制者、经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录》,作为共和国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足资今人和后人引以为戒。在《编辑的忏悔》中,韦君宜承认,作为编辑,她长期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编造和出版谎言。
北岛《朗诵记》(“新语丝”网站)
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史铁生《我与地坛》
史铁生有一种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的高贵气质,该气质的形成不宜被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生理层次,至少,我被他打动与那把轮椅无关。语言素养很高,有一种特殊的“笔墨博学”,这使他的展开方式永远显得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感构造,既纯粹又老练,既世故又无邪,既锐利又开通。
龙应台《小城思索》(《〈书屋〉佳作精选》)
台湾龙应台女士,是一个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文风轻快也常常不自觉地流于轻率,议论风生而时时失控到风泼。虽得一时大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却鲜。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气。故聊备一格。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重读大师》)
学者刘小枫的散文成就远远高于许多职业散文家。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新时期以来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记恋冬妮娅》表明,宗教源于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非来自外在的压力和灌输。
李敖《由一丝不挂说起》(《独白下的传统》)
饱学之士大多拘谨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李敖博学直追锺书,狂癫不让梦露,真言与呓语齐唾,风雅与风泼共舞,若仅以此标准相衡,自视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并不唐突,何况锺书不屑与他论列,梦露的两只“大奶奶”又摇向别处去了。谈论李敖的难处在于,他在当代中国缺乏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辉《沧桑看云》(《收获》杂志)
当代西方有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专门陪孤独老人闲聊。李辉是一个高级陪聊者。他专门寻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闲聊,让他们吐苦水,发牢骚,通过回忆的魔术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圣徒或受难者。控诉前朝是中国传统的又一个文化病灶,李辉的顺势疗法帮助老人们治愈了精神创伤,但年轻人却不得不顺势而下继续品尝新的精神创伤。李辉站在老人们的肩上,但老人们的肩膀是软弱的,因此李辉的立足之处,正是他的陷落之处。
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十作家批判书》)
朱大可是鲁迅笔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说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气,那么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说,痞子气的王朔自己并非痞子,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并非流氓。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决非才子。但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
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美学文选》第一卷《谈美》)
作为美学家,朱光潜不满足于关在书斋中研究理论,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审美眼光推广到大众之中。他的《谈美》和《谈美书简》,对于把中国人从泛政治化的畸型视界中解放出来嘉惠实多,而尤以《谈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句旅游广告语“慢慢走,欣赏啊”,成了唤醒中国人古老艺术心灵的一时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遥读〈红楼〉》)
朱健先生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搦管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丽色,不逊佳人。虽然,恣肆者难免自持不足,汪洋时偶或漫过堤岸,视如缺陷固可,视如特长亦无不可,前人不云“缺点是优点的延长线”?所谓《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实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评者一人,而明暗之间,倏忽万变,正可引来芸芸看客驻足齐观。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
历史学家朱学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天赋,还与他注重学术活动的“地气”有关。这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分明暗含了极具思想价值的学术发现,但还原文章本身,却与作者念兹在兹、无日或已的人文关怀有关,它是属于田野乡村的,是可以用丰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郁痴迷的情感不仅不会妨碍思考,反而会使思考得到附丽,并由此走向独特、强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学语文教材》)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的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乍别妻儿,方沿荷塘,满心满眼却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嫒女,荡舟心许”,恶俗之气,弥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散文精编》)
写小说的老舍和写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前者可以做后者的教师,后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学生。差距就那么大。这和创作态度有关,也和个人的才华构造有关。这篇《我的母亲》,因叙述对象过于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对付,遂稍可读,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开伟先生》(《〈书屋〉佳作精选》)
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
陈村《意淫的哀伤》(《〈书屋〉佳作精选》)
知青作家陈村在小说能源枯竭之后,成为嬉皮的小品文高产作家,写作沦入流水线作业。然而在这篇实属罕见的优秀散文中,他在固有的机智和俏皮之外,融入了一种深沉的人性哀痛。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两个极端的艺术典型中,他深刻洞见了性与爱的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
陈丹燕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移花接木,结果使上海人和非上海人都产生了阅读期待。风花雪月本属华夏文化之精华,它可以存在于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却独独不会出现在上海,现在居然被发掘出来了,上海的附庸风雅者当然要争相阅读。但上海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中国现代城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