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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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特色十分突出。他擅长构思,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学中的新的表现手法,但从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和作品内容的需要,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他采用过欧美等许多文学大师的艺术手法,同时也不鄙薄本国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形式,晚近时期更惨淡经营,努力探索小说民族形式。
马哈福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读者奉献出近五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有许多精采之作,他创作的数量之多。不但为阿拉伯文坛所仅见,在当代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少有的。我国现已出版他的三部曲: 《始与末》、《米达格胡同》、《小偷与狗》和《平民史诗》等多部作品。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埃及国内欣喜若狂。新闻界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他的获奖这件事。七十七岁的马哈福兹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给予他以高度评价。马哈福兹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
——1989年获奖者:[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e Cele)
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其在西班牙战后文艺复兴中的卓越贡献。消息传出,塞拉本人向记者表示,“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并说至少有四五位同胞作家有资格像他一样获奖。这绝非谦词,而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世界文坛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塞拉是西班牙战后“文学之车”的启动者,在其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与之比肩而立的优秀作家,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今日为世界瞩目的西班牙战后文学的繁荣。
所谓西班牙战后文学,主要指的是1936年——1939年的内战结束以后,到六十年代初“实验主义”兴起之前,约二十年间在西班牙居主流地位的小说。它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中白手起家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高压统治,乃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由于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大批遭枪杀监禁或流亡国外,加之佛朗哥政权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内文坛呈现一派萧条,最先于一片为“胜利者”哥功颂德声中唱出不和谐之音的就是塞拉(1942年发表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继而则有拉福雷特、德利韦斯、马图特、阿尔德科阿等众多文学新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或三十年代,噩梦般的战乱经历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后的社会现实更令他们感到窒息和极度失望,于是他们纷纷以种种方式挣脱检查制度的箝制,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认识诉诸笔端,形成影响几乎两代小说家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流。
塞拉于1916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西部加利西亚省小镇帕德隆。母亲兼有意大利和英国血统。塞拉幼年曾在英国生活,后回国定居马德里。大学时代,他攻读法律、哲学和医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踏入社会后,曾从事多种职业,当过士兵、斗牛士、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等,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1942年,塞拉第一部长篇小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面世,引起西班牙国内外强烈反响。小说以自述形式描写农村青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在恶浊的社会环境压迫下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经过。塞拉运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在小说中展示了大量使人感到可怕的残忍行为,因而被冠以“可怕主义”创始人的称号;但小说毕竟暴露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幻灭和绝望情绪,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风格的作品。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出版,又引起轰动。小说描写的是内战结束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期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围绕着活动在一家小咖啡馆四周的芸芸众生展开,暗示这家咖啡馆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它也就是整个马德里社会的缩影。
塞拉最拿手的是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也写得颇具特色,《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风磨》(1955),作者巧妙地将“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风格与现代的叙事笔法相融合,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故事中的那些小人物在贫困中迫于生计干起各种营生,有的甚至企图投机取巧、钻营名利双收的艺术行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小说全篇充满辛辣的讽刺,不肯放过哪怕一个揶揄的机会,这便是塞拉的,也是“流浪汉”体小说的典型风格之一。
塞拉的创作领域广泛,涉足多种体裁。其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得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69),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以及诗歌、散文、剧本、游记等多种。
由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塞拉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各项重要文学奖金。
拉丁美洲第五位获奖人
——1990年获奖者:[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uio Paz)
瑞典文学院1990年10月11日宣布,墨西哥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因其文学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体现了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米斯特拉尔(智利,1945)、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聂鲁达 (智利,1971)、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之后的第五位拉丁美洲获奖人。
帕斯于1914年3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出任墨西哥革命时期著名将领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母亲是西班牙人,后家道中落,青少年时期在经济拮据的生活环境中度过。
帕斯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墨西哥大学。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和一些文学青年创办《诗歌车间》等诗刊,并在上面发表诗作。稍后,赴当时西班牙语文学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美国,潜心研究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开始对西班牙语美洲诗哥的继承与创新进行认真的思考,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认识到诗歌不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更应表达全人类的命运和理想。这一年,在法西斯飞机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下,出版诗集《在你明净的阴影下》。1945年,出任驻法外交使节,结识聂鲁达、萨特、加缪等著名作家。此后,又历任驻德参赞、驻印度大使等职。在此期间,不断变化创作思想,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中国的阴阳说、印度的佛教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从而形成帕斯诗歌的独特风格。
1957年,其代表作长诗《太阳石》问世,震动国际诗坛,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诗歌巨作。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野生的月亮》(1933)、《人类的根源》(1937)、《石与花之间》(1941)、《在世界边缘》(1942)、《有限的自由》(1949)、《狂暴的季节》(1958)、《白》(1967)、《东山坡》(1969),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七弦竖琴》(1957)、《门户朝向阳野》(1966),文学评论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或信念的陷阱》 (1982)等。帕斯还是一位勤奋的文学翻译家,曾将美、英、日、瑞典、印度、中国的著名诗人,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元稹的作品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帕斯曾于1963年获比利时国际诗歌大奖,1980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特利文学奖,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南非女作家的荣耀
——1991年获奖者: [南非]纳丁·戈迪默(Nadine Cordimer)
从1901年算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经九十一年的历史,待到1991年来到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意外地飞越到南非,降落到六十八岁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头上,这不仅是南非和作家本人的荣耀,而且使爱好文学与和平、主张种族平等的人的感到快慰。
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矿山小镇斯普林斯。他的父母都是来南非定居的犹太人。戈迪默自幼喜欢读书,九岁便开始写一些诗歌和小故事,这些“作品”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她十五岁时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此后不断发表新作。她的小说涉及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她说:“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我的背景,我过去写的一切都与我所知道的事物有关。” 1946年她去约翰内斯堡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1948年她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时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并生了一个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几家美国刊物上发表后,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这标志着欧美文学界对她的重视。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1954年她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了儿子雨果。戈迪默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自从她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四十多年来平均每隔一年便出一本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6)、《利文斯通的伴侣》(1971)、《小说选》(1976,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及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尊贵的客人》、 (1971,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获布克奖)、《博格的女儿》(1979)和《天性使然》(1987)等。其作品曾迭获欧美文学大奖,她本人也曾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戈迪默始终对现实生活倾注了莫大的注意力。她的作品主要展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恶果。在她看来,这个制度不仅否定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毒化了全部人际关系,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中的大多数正直成员也无法正常地生活。她早期的作品贯穿了一种社会人道主义,这一时期写成的《陌生人的世界》(1958)就歌颂一种人与人友爱的理想。由于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危险,此书曾被南非当局查禁达十年之久。五十年代末,戈迪默曾在非洲全境广泛旅行,到过埃及和即将独立的比属刚果 (今扎伊尔)。这次旅行使她认识到,在非洲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大多数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她善于把南非现实中的种种极度痛苦和矛盾溶进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