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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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最终以“由于他那些写实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它们因具有一种同情的幽默与一种敏锐的社会洞察而显得特别突出”而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从小爱好文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1925年才大学毕业。他的第一篇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俄克拉河马州贫穷的农业工人的凄苦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乔德就是千万个穷苦农业工人中的一人。乔德的一家在大企业的压迫下有的死去,有的精神分裂,有的中途离散。小说发表后获普利策奖。另一代表作《我们的不满的冬天》通过一家小杂店的一位新英格兰世家的后裔幻想自己抢劫银行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亲临前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1958年汇编成《从前打过一场战争》,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1963年获奖者:[希腊]吉欧果斯·塞菲里斯(Ciorgos Seferis)
希腊是荷马的故乡,一切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学可与之相比,却苦苦等了六十余年,吉欧果斯·塞菲里斯的名字才镌入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榜中,人们似乎有些怠慢之感。然而,他毕竟是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塞菲里斯1963年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卓越的抒情诗,它们是对古希腊文化深刻感受的产物”。这次颁奖似乎没有遭到什么阻力,每个人都非常迅速地赞许学院的抉择。
1963年那份提供诺贝尔委员会讨论的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是一位研究希腊文的专家起草的。这位专家是瑞典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与塞菲里斯彼此感情较深,故此对塞菲里斯的作品非常熟悉。那份有关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他:“塞菲里斯确实是当今最能代表他的祖国的民族诗人,因为,复兴希腊文化的两大功臣——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都已经去世。塞菲里斯是一个深深地植民于自己祖国土地的诗人,他热爱荷马等古希腊文化,同样,他对瓦莱里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也相当熟悉”。瓦莱里和艾略特是法、英两位当代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研究报告这样评价塞菲里斯,说明他融贯古今文化,能吸收一切古今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诗作。
当塞菲里斯在林内尔及瑞典大使的陪同下抵达瑞典领奖时,他第一项非正式的任务便是访问联合国原秘书长哈玛绍,颁奖典礼上,等奥斯特林说完那篇对得奖人赞誉的介绍辞之后,塞菲里斯站了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演讲。
塞菲里斯于1900年2月29日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父亲是国际法专家,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至1924年在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三十一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转折》,翌年发表了诗集《水池》。另一部成熟的作品《神话和历史》于1935年出版,从此他开始用自由体作诗。二次大战期间,他随希腊流亡政府到过埃及、南非等地。1940年出版了诗集《航海日志》和《习作》。希腊解放后,他发表了以一条被德军击沉的船的名字为书名的诗集《画眉鸟号》,长诗后半部充满了诗人对光明的歌颂,被认为当代欧洲诗歌中的杰作。他也是一个有一定声誉的评论家和翻译家,把许多英美文学翻译成希腊文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还对西方一些主要作家写过有见地的评论。塞菲里斯于1971年去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1964年获奖者:[法国]尚·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人求之不得的殊荣,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964年12月10日,当瑞典学院宣布法国作家尚·保罗·萨特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具有奇异思想的作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奇异的行动,他立即向瑞典学院和世人声明,拒绝接受此项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事实上,萨特对于这项奖是有意见的。他在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瑞典文学院先颁奖给后者,而且获奖的也是一部在外国印行,并在国内被禁止的书,此事实令人不能理解。欲想恢复平衡,可以从反方向做相同的举动。萨特拒绝领奖,实际上也算是 ‘从反方向’所作出的一个举动”。
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这位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家的世界观的显著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产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哲学家。他善于运用诗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和作品,在当代的法国知识界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欧美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也不乏他的思想影响的存在。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在萨特两岁时就去世。后来他就跟随母亲到当大学教师的外祖父家中生活。萨特20岁时考入巴黎师范学院的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去柏林,投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门下深造。回国后在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萨特在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著作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奠基作品,之所以能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因为他迎合了饱受战争之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强烈渴求自由的思潮。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如《群蝇》(1943)、《密室》(1944)、《肮脏的手》(1948)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
1964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
高贵的“猎物”
——1965年获奖者:[苏联]米开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
1965年12月10日,苏联作家米开尔·肖洛霍夫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大批记者前来访问他,他幽默地说:“当我得知获得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正在打猎,我开了两枪,天上除了落下两只大雁之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金约值45。000美元)这个高贵的“猎物”是千万只大雁无法比拟的。
这一年的授奖是在萨特发表拒绝领奖,并指责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而不给肖洛霍夫的声明一年之后公布的。因此有人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肖洛霍夫此举,是一个弥补以前“过错”的举动。肖洛霍夫的获奖,使苏联文学界感到十分高兴。当时任苏联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主席的作家索波列夫亲自向肖洛霍夫道喜,并在《消息报》、《俄罗斯文学》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来说,肖洛霍夫的获奖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参加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总共有八十九人,是颁奖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竞争势力较强的有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基连,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以及两年后获奖的瓜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等。“肖洛霍夫那种‘壁画式’的小说是以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它代表着一种纯粹的俄罗斯通俗传统——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它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但这种气势常常受到政治宣传的伤害。”这是瑞典学院委托一位杰出的拉斯夫文学专家起草的肖洛霍夫作品研究报告中的评述,报告承认,“肖洛霍夫确实是一位具有高度抒情才华的‘印象派画家’,他特别擅长描绘任何时代,任何季节的大自然景色。在这方面,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但报告也指出他自《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世以来,再也没有产生过有轰动效益的作品。
肖洛霍夫于 1905年5月 24日出生在顿聂茨地区维兴斯卡雅镇边的克鲁齐林村。1920年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1923年担任《农村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192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马》,他早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河》(共八卷,分四大部,先后出版于1928。1929。1933。1940年),它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通过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一度加入革命行列,不久又深陷反革命营垒而不能自拔和最后彻底毁灭这一复杂漫长的经历,以庞大、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反映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势力遭到失败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作品于1960年获得列宁奖金。五十年代,他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和《他们为祖国而战》 (1969)。
1965年,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共享殊荣的犹太人和萨克斯人
——1966年获奖者:[以色列]撒姆尔·Y·阿格农(Shmuel· Y· Agnon)
[瑞典]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
隔了将近五十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才再度出现两位作家共享殊荣。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双双获得这项巨奖,1904年,一位“普洛汶斯的荷马”米斯特哈尔和一位西班牙作家艾契加里共同获奖。从没有人怀疑过学院这两次“权宜措施”的公正性,1966年,瑞典学院的正式报告经由电台广播公诸于世:
授予以色列作家撒姆尔·Y·阿格农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极为独到之小说艺术,其主题乃取诸犹太族的生活”。
授予瑞典作家奈莉·萨克斯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那些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杰出作品——它们以感人的力量阐释以色列的命运”。
报告还指出,学院将1966年度的文学奖金同时颁发两个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旨在“褒扬两种文学创作,虽然他们所运用的文字不同,但它们结合在同一种心灵的血缘中。同时,他们在颂扬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阿格农早在1948年就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