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作者:[美]埃利·维赛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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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
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
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
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
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
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
“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
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
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
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
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
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约
伯是《圣经》中的人物，备历危难，坚信上帝。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
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
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
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
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布纳集中营集中营就像遭到一场流行病的袭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只有几个“穿着得体”的囚徒在楼群中间徜
徉。当然了，我们首先得淋浴，集中营的主管在浴室旁等着我们。他很健壮，宽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头发，看上
去挺和蔼，灰蓝色的眸子不时闪出一丝笑意。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十一二岁的人，军官对他们很有兴趣，命令拿东西给
他们吃。
　　　　我们发了新衣服，住进两个帐篷里。我们在那里等候分配，编入不同的劳动队，然后分到某座楼里。
　　　　傍晚，劳动队从工地回来了。点完名，我们开始寻找相识，向“老资格”们打听哪个劳动队最好，应当去哪座楼。
囚徒们一致认为：“布纳是个好集中营，人们能保持体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筑队……”
　　　　我们好像可以随意挑选似的……
　　　　管我们那个帐篷的是一个德国人，长着一张屠夫脸，厚嘴唇，两只手就像狼爪子。集中营的伙食看来很合他的胃口，
他很胖，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他与集中营主管一样，喜欢小孩儿。我们刚一到，他就叫人给孩子们拿面包，还有汤和麦
淇淋（其实，这种感情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同性恋者们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们将和我一起呆三天，隔离检疫。而后，你们就得干活。明天体检。”
　　　　他的助手——一个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转——朝我走来：“你想进一个好劳动队吗？”
　　　　“当然，但是，我要和我父亲在一起。”
　　　　“没问题，”他说，“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点儿施舍：你的鞋。我会给你换一双。”
　　　　我拒绝给他鞋。我一无所有，只剩这双鞋了。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带麦淇淋的面包……”
　　　　他喜欢我的鞋，我却舍不得。后来，他还是把鞋拿走了，但什么都没给我。
　　　　体检是在露天进行的，第二天一早，来了三个医生，他们坐在凳子上。
　　　　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
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
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
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
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
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
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
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
——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
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　的面，他必
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
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
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
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
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
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