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作者:赵诚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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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着，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涂志刚）
　　赵诚：力争保持本来面貌　传记再现黄万里一生
　　赵诚
　　黄万里传记《长河孤旅》一书作者。
　　1952年11月生。老三届学生，曾当过工人、炊事员、护理员、建筑公司电工等。
　　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现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3年春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教。
　　198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进修班进修。现从事国际政治教学。
　　1987年任讲师，现为副教授。
　　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费时两年写作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全书浓缩了黄炎培之子、学人楷模、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黄万里的一生。他被人赞誉为“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通过本书我们从某些侧面照出了一个逝去世纪的剪影。相信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黄万里的人，看过此书都会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由衷的钦佩。
　　一本传记的缘起
　　●我力争保持黄万里的本来面貌
　　新京报：你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什么时候？
　　赵诚：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庐山会议纪实》上看到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当时，我还没上网，但用了电脑，通过上网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关于三门峡和三峡的文章，对黄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写《长河孤旅》这本书？
　　赵诚：写书记述黄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辑，发表了我们（《老照片》编辑部的冯克力、张杰、丁东和我）采访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执笔的。文章出来后，黄先生比较满意，还打电话给丁东。
　　后丁东建议给黄先生写一传记，当时，是2000年底，黄先生还在世，丁东建议，趁着黄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来做一个口述史。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黄先生在，许多事的关节点他能说明，时间长了，记忆上或有些误差，还可通过家人，或可资利用的文献来修正。但我去见黄先生时，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说要由他自己来写。
　　后来，黄先生去世后，《老照片》冯克力向丁东提出应该写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力不能胜，后在丁东和冯克力的支持下，勉为其难。书成之后，因一些其他原因，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最后是在刘硕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新京报：你见过几次黄万里？
　　赵诚：四次。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过一次，2001年春节前去过一次，在黄万里去世前又见过两次。
　　新京报：主要材料是从哪里收集的？
　　赵诚：主要是黄家提供的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一些当年的杂志、报纸（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部分档案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新京报：作为一本传记，处理好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这要求作者必须事先确定自己与作者的距离或尺度。在本书中，你是怎样确定和处理的？
　　赵诚：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作者与传主保持距离是要保持客观性，不应有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秉笔直书，又有为大人物讳的传统，就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家，在人物记叙中，也不可能不对人物的行为，在表达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叙事还是力求客观，所以这都无损他们的著作在史学的地位。
　　我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但可心仪之。我认为在处理黄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争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
　　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历史将来是要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有哪些事？
　　赵诚：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说真话，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从不为个人得失说假话。因为女儿上学的事，他违心做过一次检查，但是非常谨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先生等不少人。
　　他们为了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
　　第三件事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先生，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诗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没有？
　　赵诚：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许多违背良知的事，甚至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损害公众和社会长远的利益，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以为世人都不知道，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们真的就这么愚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要写历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坚持独立人格
　　新京报：除了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之外，黄万里还有哪些特性？
　　赵诚：黄万里不仅是学者，而且有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从事专业的水利研究，他应该有很大的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万里一生坚持独立人格。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于人民。他1937年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不仅放弃了三家大学的邀请，而且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黄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以这种便利条件，再加上他显赫的教育背景，要谋取一官半职实是易如反掌，但他坚决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做实事。
　　新京报：也就是说，他不愿介入政治运动而更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赵诚：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黄万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肃任水利局局长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府给他派了一位副局长监视他。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要挂蒋介石的像，黄万里就用一颗图钉钉起来，而且钉歪了。监视的人很不满意，但因为他是局长，也只有不吭声。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会议，黄万里都不让副局长参加。理由是这些会议都是业务会，副局长不懂业务。
　　新京报：那么他就没有政治倾向吗？
　　赵诚：由于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腐败，他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曾派两个特务去监视黄万里，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后来就不再监视。
　　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