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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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一九八七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其“退党”。话中并含有明显的“不听劝退，即予开除”的意思。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七年和我初识的，并一九八五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
我当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这实际上解除了入党以来，自己内心感到的不安。
但是这件事迅速流传于文艺界及我的众多亲友，传闻之快之广，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几乎在顷刻之间。一九五七年我被打“右派”的往事迅速重演；早已恢复了的高朋满座、贵友盈门的东大桥楼居之家又一下沦为当年的凄凉光景。这在我本是意料之中，倒也能安于闭门思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北大荒“万里投荒”的故事终于不会重现了。但是我家的另一位——我的妻子却受不得这种“突然袭击”和“凄惶”；埋怨我没有用处，她就希望从朋友们身上寻找一些友情的安慰。怎么办呢？她不听我的劝告，一连打了几家电话。然而不幸我的想法都是准确的，接电话的——当然都是她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冷淡的、无情的、支吾搪塞的，回答她的都是说自己太忙，或即将出门，或说是电话打错了……更使她伤心的，竟没有一个人问到她的丈夫——被“劝退”出党的我，连最有威信的、最为亲热的、亲如手足的都无一例外。在我再三劝告、宽解之下，她含着眼泪把电话挂上了。
使我俩永世难忘的是：在这一凄凉寂寞的时刻，我们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万没想到的，又是多年未见的曹辛之兄的电话。
辛之在电话里说，他非常挂念我，挂念我们全家。因为我也搬了家，他也搬了家；两家不似当初，离得太远了，见面不容易了。他急于见到我，但是由于这些日子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只得打一个电话问好。
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好。寒冷的冬夜，毕竟会出现温暖的太阳。我对那些冷淡的朋友毫无怨怼之意，那决不是他们的无情，恰恰相反，他们、她们都是关心着的，友情如昨，只由于一点：咱们的中国，“政治”的威胁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冒“政治”之险！其实，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个敢冒险的，不还是这样？在生活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时代毕竟在进步。后来我很快便被邀请出国，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近十年，“改革开放”一切都好。
唯一使我感伤的是亲爱的辛之已不在人间！但我会想念他，深深地想念他，时刻不忘地想念他，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勇敢、无私、无畏的朋友曹辛之。
“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夜十二时于青岛旅次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 丁 东
灯下随笔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于原创性，我们虽不能至，也该心向往之。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