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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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像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我艳羡一代文豪，寥寥数语，便把一座山城勾勒得如此厚重而又逼真。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是为写一部叫《常芝青传》的书而到此采访。后来我便把上边的这段话抄在其中。我说常芝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来此接管《新华日报》时就想到了这段话，我说：“若干年前，从一本小册子上，他便读到过这座城市。那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二十年代初中国之行后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当时也许并不是因为这城市而是因为文字本身的魅力，所以他读后居然便记了下来。”这自然是个虚构，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常芝青是应该读过这本书的。这样的书倘或他竟没有读过，那也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早在一九四三年，这本小册子便由胡仲持先生翻译过来，并由开明书店在桂林正式出版。
当然，我并不知道常芝青是否读过、见过或者找过这个版本；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找而且至今仍未找着。这的确让人遗憾。不过总算还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窄三十二开；凡十二万字二百三十五页（初版印数仅6400册）；是由陈寿庚先生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1984）精心译出的。
这是一本记录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纪游体散文集。关于毛姆来华及其具体时间，时下说法不一：一说是一九二○年，一说是一九二一年；记得好像在哪里还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毛姆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这部书是他根据别人的讲述写就的。这一论点我当然极不赞成。我曾几次阅读此书，我深信这是没到过中国的人所不可能写出的。不过这年头大家都爱标新立异；招徕视听，因而见多不怪也就不必计较；只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被否定就行了：这是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书，最初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还有一点亦需说说，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a Chinese Screen》，有的书将其译为《中国一览》（如浙江人民版的《天堂之魔——毛姆传》），有的译为《中国剪影》（如海南版的《辜鸿铭文集》）；而我所收藏的这个小册子则译为《在中国屏风上》，我觉得这个书名最好，我很喜欢。
细究起来，我之所以喜欢本书，当然不能说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甚至也不能说只是因为它文风素朴，笔力遒劲；我喜欢它，更是由于它写活了当时中国的两类人：一类是“买办”，即官僚；一类是平民，即“苦力”——“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渎职腐化，敷衍塞责，不顾是非曲直……他是个欺诈、残酷、心怀报复和贿赂收买的人。中国之所以衰败到他如此真正为之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份。”（《内阁部长》）这就是毛姆笔下的官僚买办，其憎恶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与此相反，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关切。他写轿夫、挑担苦力、在水里犁田的农民和弯腰折背的纤夫，他说：“当他们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去注意那些脸，每一张都是天性善良和坦率无邪的”（《不堪的重负》）；“他们无休止地来回上下，同时当人们费劲时也无休止地迸发出他们有节奏的‘唏，噢——啊，嗬’的呼喊。他们打着赤脚和赤膊；脸上汗如雨下，于是他们的歌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呻吟。那是一声绝望的叹息，那是令人断肠的，那是艰苦的人生，那是不过带有音乐性的在无边苦海里的灵魂的呼喊，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的最伤心的啜泣。生活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最终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上之歌”。（《江上之歌》）
我便是在这些文字中，真正地认识了毛姆；亦是在这些文字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立场和情感。这些文字常常使我想起现在，想到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哀民生之多艰”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一点一点地被侵蚀、被剥离、被冷酷无情地嘲弄和伤害！我们该不该信仰我们的文化？该不该珍视悠久的传统？一个西方人，而且是早在一百年前，便为中国文化的处境忧虑和悲叹，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人却是如此麻木、冷漠以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应该认真反省的。因而读毛姆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便感慨万分，便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白求恩的那些话。我以为引伸过来说毛姆也是合适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书与你》
这是一本地道的小册子：三十二开本，八十四个页码，全书字数不足六万；书价亦很低，仅九毛钱。时值今日，在一本破书亦动辄二三十元、令读书人深感智商受辱的境况下，翻这样一册价格低廉却又价值高贵的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这自然只是现在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初买书时的感受，肯定并不是这样的。记得初遇此书，是在大同市新华书店的一个小书库里（好像是因为该店当时正整修门面，是在院内的书库营业）。那天运气甚好，在堆放杂乱的书籍中，居然找到了这样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只是翻过之后，才觉得这书有两个大的“毛病”：一是没有标明译者姓名；一是在作者署名前的方括号里，赫然写着的是一个“美”字。这使我很耽心：这本册子究竟是不是毛姆的，这个毛姆究竟是不是我所喜爱的那个英国的文豪？好在总算借着书中作者的木刻头像和简短的“内容提要”；我最终确认了这确实是英国毛姆的著作。书的提要说：本书是一本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世界文学入门书，曾连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又说：作者毛姆是世界名小说家，于一九六一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勋位”。于是我便买了回来，前前后后，读了许多遍。
现在我又再读此书。以往并没甚感悟的一段话，这次却异乎寻常地触动了我。这便是提要中的最后的那段话：“当然，作者所持的是西方的文学观点，本书只能提供我们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作参考。”这段话叫我感慨。我想象不出怎样才能让毛姆用中国的文学观点来介绍世界文学、以致避免“只能”“参考”的运命；却可以完全地体味到这段话的周延与圆滑。而这种圆滑，无疑正是八十年代初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经历了十年文化荒漠之后，国内书界亟需“拿来”却又深怕拿错受批的权宜之计；是当时的人文环境还不甚畅达的必然结果。因而这段话现在读来虽有些荒诞，但却是严肃的和真实的。
这种现象乃至策略，显然亦是毛姆所不可能知晓的。因而他的著述毫不圆滑。他宣称要“为乐趣而读书”，并极端“个人主义”地强调：“我要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众口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他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批评史上许多大错误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即将推荐给你的书，如果认为这些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地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地去读诗、小说或其他可归入纯文学之类的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
不仅如此，毛姆在评价英、美及欧陆文学的四十五位作家及其作品时，亦是相当直率的，有时甚至直率到近乎尖刻。比如他说美国作家根本没伟大到值得美国人那样尊敬；爱默森的散文往往只一发之差就要落到陈腐的窠臼，亨利·詹姆斯性格中隐藏着某些缺点，狄金森只不过是有一点点才气而已；比如他还说夏洛蒂·勃朗特并非是第一流的作家；福楼拜的书调子冷淡而枯涩；笛福没有什么想象力，幽默感也不够……这样说话，显然是要得罪人的。
由此我想到了时下的国内文坛：批评有病，病就病在率直不够；真话不多；病在被批评者小肚鸡肠、不容说坏，而批评者则八面玲珑，只愿卖好。偶尔有一两个人仗义执言、坦陈己见，便会惹得满身骚气，不是被斥责为恶意中伤，就是被指控为侵犯人权……
因而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便想，倘或毛姆说的不是美国的狄金森、英国的笛福、法国的福楼拜，而是中国的×××，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敢深想。我为此深感悲哀。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女权·红楼·子宫家庭
？ 帅雯霖
书屋品茗
提起女权主义，可能有些男士心里犯嘀咕：嗨，现在的女人越来越厉害，动不动来个“女权主义”什么名头，好给男人们一个下马威。某位男性老师也曾好心告诫我，别太过习用“女权主义”方法，这玩艺容易走火。而其实，“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带有浓郁的火药味了，代之以它的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等中性字眼。
近日阅读了一本由澳大利亚女学者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P。Edwards）用女权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英文著作《清代中国的男女：〈红楼梦〉中的社会性别》（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 Leiden；New York；Kln；Brill；1994），觉得颇有意味。她把完全西式化的现代的纯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最辉煌的古典名著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她是怎样给一位中国古典小姐穿上西式洋装的呢？
在爱德华兹的著作中，作者并不急于想把曹雪芹的瓜皮小帽换成西式礼帽，而是想量体裁衣，探讨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为什么男权主义的性意识能在中国得到合理化和正常化？”以及“曹雪芹是如何反映他那个时代的性意识的？”
在用女权主义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时，这位西方女学者发现，尽管曹老先生借宝玉之口感叹“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怎么清白的女儿身一挨男人就变得污浊了呢？”但是他的无意识的男权主义思想又使他赋予王熙凤这样有才干和魄力的女子最后以悲惨的结局：她的经血失调，象征她的败落；她的无子是对她僭越男性的惩罚。这些都是曹雪芹男权主义意识在作怪：女人就是女人，不该在意识中想超越男人。
在探讨贾府的男女关系时，爱德华兹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一九七二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出版了《台湾乡村妇女与家庭》一书，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仅仅是受害者的看法提出挑战。在对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考察的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