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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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这个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滥禁乱反，搞得紧张混乱，党的总书记不得不出来制止，划出这样具体的界限，才把这场运动平息下来。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六天以后，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同志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1．像胡耀邦同志那样一片公心，一身正气，不谋特权，不谋私利，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总之，如何对待人民，是一个革命党变好变坏的分水岭，是一个革命者变好变坏的试金石。为顾全大局，胡耀邦作过很大妥协，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难以招架的情况下，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过很大妥协。别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闻工作来说，他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不完全是他的斗争策略，而是他几十年所形成的老观点的复发。由于他对新闻工作方面的新情况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广益，他这些陈旧观念又沉渣泛起。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讲话，对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事先，他并没有征求新闻界的意见，只是在讲话以后才把讲话稿印发给少数人征求意见。看来，他事先十分自以为是，事后也不大听得进逆耳忠言。我和报社几位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他的讲话以后，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后发表他的正式讲话稿时，有些有所改动，但好些基本思想没有改，或者改得很不鲜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释。现在把我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写的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这封信，你能亲自过目一下。
对你二月八日的讲话，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仅供你参考。
一、你多次反对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反对演绎法，不知为什么，你这次讲话是从定义出发。我也只好先从定义和概念提点意见。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最好改为“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科学地说，党报是党的新闻事业，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广播电视部也是国务院的部。军报、群众团体的报，也不能叫党报。至于很多经济信息的专业报，只能说是党领导的报，不是党报。所以，最好叫“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或者“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如果说的是党报，那是对的。但我国一千几百份报纸，不能都说成是“党的喉舌”。严格说，军报、团报等都不能说是“党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近千种经济专业报和五花八门的小报，更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话也不完善。“喉舌”只说明了党报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全部职能。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这个说法比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各种信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党总是先有见闻，才能说话，才能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针政策，才能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很好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报如果不作党的耳目，就不能作好党的喉舌。
说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也只是一方面。党报不只是要代表党说话，还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但党只是人民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等于人民。一九三○年，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党报《红旗日报》，创刊号的社论就明确宣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也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如果要下一个定义，对它的性质概括成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主要任务是向国内人民和国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的，是很主要的任务。但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制订过程，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制订某项政策之前，要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政策制订以后，要向群众宣传，同时又要在实践中检验，了解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订出新政策。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所作的批语中说过：“《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批语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不能说都代表中央，“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说：“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见解。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有许多问题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又说：“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着重讲了记者要到群众中去考察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或执行中的问题，“要把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的话说出来”。当然，同时也有一个说服和教育人民的问题。总之，报纸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个方面，耳目和喉舌两个方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两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讲话中把“新闻”和“言论”没有适当地加以区别，而完全是混在一起，这可能是造成只重视“喉舌”作用而不重视“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说“新闻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党的报纸的重要言论和主要报道，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职能，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记者报道新闻，主要是反映情况，在反映情况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者所写的新闻中某些语言要注意反映党和政府的意见。但是，新闻并不都是“代表党和政府讲话”，都要这样，记者承担不起这个任务的。何况有许多新闻和党的政策无关。有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示，记者加以报道，也只是起传达作用。报纸发表某些“指导性新闻”，也只是通过新闻来传达中央意图，也不好说就是代表中央讲话。新华社受权就国际问题发表某项声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讲话，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新闻的任务也应该强调传播各种信息，无论党、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从新闻传播工具中获得信息，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在这个走向“信息化”的时代，新闻工具传播信息的任务越来越重要。
四、关于新闻自由。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我们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不负责任、造谣诽谤或煽动叛乱等等，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这样理解自由的。所以宪法只在其他条文中规定这种自由的范围，没有在“言论、出版自由”上加什么限制词。我们应当批评对“新闻自由”的错误理解，而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反对或否定“新闻自由”。我们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新闻自由，但说明它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不遵守宪法，给人家以我们不准新闻自由的印象，名声是很不好的。
当然，党报还要遵守党章和党内的规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党报不能有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党报除了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加上党的方针和纪律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得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宪法是党领导制订的，党报应该是维护宪法的模范。你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也说：“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