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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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从此，他担负起直接领导中央党报的任务。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一般的按稿件内容，分别送给书记处分管各条战线的书记审查，只有最重要的稿件，才直接送耀邦同志审查。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时，人民日报社编委办公室同志仅就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一次关于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研究。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仅仅查到原稿的，就有一百多篇。有些稿件送他审查，他把作者叫去当面提意见，当面修改，原稿上就没有他的笔迹和签字；有的稿子送他审阅，他没有意见，也没有修改，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发表，也没有把稿子退回。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项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决策以外，耀邦同志还组织了两次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影响也是很大的。
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刊登出来。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百一十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二月二十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因而，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着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上。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的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气氛。
可是，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遗憾的是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将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胡绩伟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
